他们是农民，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全是农耕民族的血。这血注定了他们要守着土地过一辈子，而土地则是与贫穷挂钩的。由于不甘或不堪忍受贫穷，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以农民的身份做了工人。渐渐地，他们的身份有了新的定位，唤作“农民工”。
　　
　　 有人说，“农民工”这一称呼，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而我却认为，它恰到好处地道出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尴尬处境：他们有着农民的属性，同时又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他们日复一日地做着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像工人一样立足城市，获得一个尽管逼仄但却完整的家。那些留守在乡间的人——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成为了他们的牵挂，也造就了他们的孤独。
　　
　　 我家住在火车站附近。每次外出，我都能看到很多扛着行李的农民工。他们或者是刚下车，或者是正在等候检票，还有的是在摸索性地等公交车。每当这时，我总愿意在不影响赶路的前提下，细细地端详他们的脸。那么多胖瘦不齐的脸上，无一例外地残留着紫外线的味道，甚至还有焚烧秸秆时落上的烟灰。我喜欢那种古铜色的脸，它预示着那些男人的沉稳与厚重。但是，我没有资格用审美的标准，若无其事地抹去或者屏蔽附着于那种肤色之上的艰辛，包括田地里毒辣的太阳，包括夹杂着沙粒的西北风，当然更包括蚀骨的贫穷。这些标记让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太多扛着行李奔赴异地做工的故乡人。
　　
　　 于是，我感觉我们之间没有了距离。即使他们是出卖劳动力的人，是默默地为我盖好楼房，然后自觉隐退的人，我也不认为我与他们是两种人。所以，当听到一个父亲振振有词地教导他的儿子，“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挖泥工，让自己的孩子都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时，我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我不明白，一群凭着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的人，为什么会被人瞧不起，为什么一定就要以“反面教材”的方式被人提及。作为同处一市的人，我们互相给予着对方不同的东西，也九曲十八弯地依赖着彼此。因此，我拒绝鄙视，因为那肮脏的眼神，迟早会反射到我身上。
　　
　　 这样想来，我便愿意对他们微笑，愿意在路过脚手架时抬头看看他们的背影。也许，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但我想用这种方式靠近他们。我想让他们确信距离的消失，和他们聊上几句家常，让那些高大却怯生生地审视着一座城市的汉子们放松稍许。甚至于，我想在大批农民工走出火车站的时候，迎上前去，对他们说声“谢谢”，谢谢他们扮靓了城市，谢谢他们的孤独和付出。
　　
　　 但是，我说不出那声“谢谢”。当面对他们木讷的脸，看着他们在深夜的小吃摊前，喝着廉价的啤酒时，我觉得那声“谢谢”是如此的鄙薄。是的，我无颜说出那两个字，就如他们不习惯听到那句话一样。而且，当看见他们的孩子只能坐进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室时，我居然不觉得惭愧。我不认为无限地侵占教育资源是一种罪过，因为我并不是决定那些农民工的孩子受教育质量的人。作为知晓他们以及“贫二代”生存处境的人，我不缺少怜悯之心，可我已经习惯于听身边人嘱咐的孩子不要和“垃圾孩”玩，已经习惯于目睹冰冷的眼神落在他们身上，更习惯于冷冷地看着火车站前大包小包的初来乍到者。那些人与我有关，至少会间接地与我产生关联，可我仍然将那些人称作“他们”。
　　
　　 他们，是一个同“我们”对立的人群及概念。有人在一篇关于农民工的文章的末尾写道：“他们，终究会成为我们”。这是一句豪迈且具有煽动性的誓言，很漂亮，也很空洞。我不知道在那位作者的眼中，“他们”成为“我们”的促进性因素是什么。我只知道，“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其实只是有色眼镜镜片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