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春，请跟我来”这几个字，不是要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控制欲望，不是展示自我能力、自我内在的素养已强大、丰富到了可以游刃有余地对生活进行掌控的程度，也并非想通过对主体客体的倒置传达出一种怪异想法。写前就想，自己那样地书写自然赚不到眼球的，换言之，那样的书写不是为了寻求拉风的效果。
　　人是应该处于中心的，是我想通过“春，请跟我来”这样的书写表达的意思。
　　相对于自然和社会，人的位置是怎样的？传统的诗词歌赋中有所表达，历史记载中体现的更加丰富，也更为真实。就日常生活来说，我们的举手投足和品头论足间对人的位置的安放也让我们身临其境。诗意表达的，文献记载的以及当下生活中定义的是人一直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再仔细考察社会发展的历程，已非常边缘化的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边界也是异常模糊的。人们知道有个边界，却总难指明这边界在哪儿。在人的位置模糊不清、时有时无的背后实则是人的可有可无。
　　在身边众多的历史遗迹、宏伟的建筑中，很少能看到人的身影。善良倔强执着的孟姜女成就的故事，这种对人类寻找自身位置所付努力的记述，也常常如昙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里，人充当着编织、架构宏大事件的材料，成为一种没了音容和细节的形象。
　　在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已如此丰富的今日，还计较人的位置是不是矫情了些呢？
　　当下，在描述时代发展进步的数字中，找寻人的位置依旧困难。中心与边缘的界线仍然模糊不清。当在需要说明数字的大义以及数据的目的性时，人也是会出现，出现在他应该在的中心位置。以证人的身份，以应景的模样出现在中心地的人，已失去了一直寻求着自身位置的人的属性。
　　最新的一件事同样可以回答上面那个问题。获得冬奥会金牌后，喜悦的周洋通过媒体第一时间表达了对自己爸爸妈妈的感激。事后，体育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对周洋的表达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周洋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祖国。对祖国的感谢应该位于对爸爸妈妈的感谢之前。在此，无心议论那位副局长的看法。国家于一个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国家的存在，一个人才有了身份，他或她成为了公民，才拥有了因公民身份而派生出的种种权利。人于国家的意义同样是十分清楚的：国家存在的意义表现在对人（他的公民）进行基于人类文明的权利的保障。
　　人走到中心地的路，漫长而坎坷。人向着中心地的所有行进，依赖文明价值作为向导，仰仗文明规则的伴行。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人要迈步，向着自己的中心地前行。
　　就书写来说，《请跟我来》是创作。倘若说，文学是种表达的话，《请跟我来》当算是文学创作。如果还说文学也是对念想和行动的表达的话，《请跟我来》符合这要求，尽管创作还有品质这样的问题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