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自己最敬佩的学者之一，在《初访美国》一书中用社会学的方法，从国民心理构成的国家心理入手分析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我早年读的一本书，也是至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书中预测：日本偷袭珍珠港本是可以避免的。事件只所以发生了是美国政府为了对日本宣战而不得采取的手段，籍此来满足、刺激和迎合美国国民的心理需要和价值观。近年来的史实和研究表明，费老先生言中了：美国在事先得到了情报的情况下让日本人炸了珍珠港。
　　小说《故土》中，作者苏叔阳有一大段的描写十分精彩，对我印象颇深且至今难忘。已近中年的曾是恋人的男女主人公在分开多年后陷入鸳梦重温式的恋爱之中，忘了时空，忘记了世界的存在。作者写得十分感人，对恋爱中人的心理把握也很见功夫，完全是温情柔意的两人世界。读者在阅读中也被会这气氛所感染着，沉浸在了那场景之中，完全没了外部世界的还存在感觉！可就在这一章的描写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说起了周遭环境的反应：闲话、抵毁接踵而至，且一直在伴随着他们的恋爱……这是自己上初三时读的一篇小说。它对我的震憾之处除了作者的写作技巧外，更深的是个人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存在着；个人是生活在现实环境之中的，是无法最终由心所引而行事的。
　　《梁祝》中的一段。那是一段听后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不产生甜蜜感的对爱的真情描述。所以，故事的最后，英台死了。撕心裂肺。
　　《平凡的世界》中有一个情节：孙少平的恋人田小霞的死去。我说，祝英台和田小霞必须死去。这话听了可能会很残酷，也会让人觉得说这样话的人没有人性。我这么说，也不是在欣赏或赞美悲剧带给人心灵的震憾和审美感。我想表白的是这样的结局正是作者的现实性之所在，是一个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真正作家的真实之处，是良心、洞察力、理解力的体现。
　　我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受思维方式的制约，当然西方人也是如此，只是我们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后者。我们通常在做一件事之前，自觉不自觉地要想（对于小事）要思考（对于大事）它是否符合道德、伦理和时尚。顺则可为，不顺则不可为。让人有点欣慰是的，慢慢地我们有了些变化：由于渐渐地注重了个体的心理、生活状态，在技术进步的影响及与外来文化碰撞中，我们有时认为只要不逆便可为。张抗抗的《作女》就部分反映了这种变化。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颇有点象文艺复兴时期及美国30-50年代的情况（个人看法）：冲破与压制的混乱争斗。
　　我们时常也会说，倒不是惧怕道德、伦理和时尚的压力，只是我们原本缺少必要的勇气跨出第一步。是的，迈出一第一步，后面的行动就会变得自然而合理。这样，新问题就产生了：隐藏在“缺少勇气”这一结论背后的是什么呢？我想正是源于道德、伦理和时尚禁锢的复杂情绪。在这情绪中，深怕后果的不如意可能会成为最重的一点。想跨出去，可又不能在心理、社会环境等方面付出太大代价。于是开始患得患失，开始寻找平衡点。缺少勇气此时便成了借口。
　　诚然，促成这借口成立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社会至今仍没有给人们足够的理由对未来建立起稳固、良性的预期。
　　行动，需要理论支持还是勇气的资助亦或是需要心之思带来的对自由的终极追求的鼓舞？
　　
　　假日后整理电脑，翻拣出几年前的文章，找一篇放在这儿。
　　
　　瑞典文学院说，巴尔加斯·略萨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对权力结构的解析和对个体反抗、反叛和失败的犀利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