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一次去找党组织讨说法
　　一九七七年六月份，我从高中毕业了。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班长，初中一年级（六年级）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不仅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和我爷也高兴得直夸我有出息。那时，人的思想十分单纯，追求就是入团入党，为人民为国家做点贡献，根本就沒有升官、弄钱的半点邪念歪想，绝对沒有现代人思想复杂的一万分之一。学校提倡拾粪攒粪，因学校都种有六、七十亩地，是勤工俭学、学农的基地，我每天拿着锨和篓子坚持拾粪，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当然坚持下来的决不止我一个人。一升入高中，我就被选为班级团部书记，第二年又兼任学校团总支副书记，正书记是由学校干事后升任教育局政工科长的王忠仁老师担任的。七六年至七七年六月，我在学校中就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纪律、劳动、宣传、文艺、体育、办报等等什么工作都要去协调、去带头做，所以学校中的校长、教导主任、后勤人员、同学对我的评价都很高，无论是能力抑或品德方面。多少年以后，同学去找王忠仁科长办事说自己是十六中五级的学生，王老师说五级我只记得谁谁谁，别人都不记得了，这谁谁谁就是我，可见我不是自夸的。我当时的学习也是名列前茅的，尤其语文在全校应是首屈一指的，多少年后我做了一个摸底调查，我们这级同学中，正儿八经参加高考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尽管那时我已三十四岁了。
　　高中毕业那年，公社要招录一大批初中民办教师。公社要高中推荐一批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然后择优录用派到师范培训后新学期上岗。我的名字是被放在推荐名单最前面的，这是我的老校长蒋同田在哪儿都不避讳的。参加考试的不仅有高中推荐的一批应届毕业生，还有三名小学民办教师，成绩出来后，我却名落孙山了！我的同胞哥哥那时就在中心联中教学，他是参加批卷统计的教师之一，他看到录用结果后，告诉我说：“这里边肯定有鬼！你的总成绩是所有参考人员的第三名，你要赶紧叫刘桂珍奶奶去找！”
　　我回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支部决定叫你到公社拖拉机站去工作，我说：“妈，到哪去工作是另一回事！我本身是考第三名的，他们不用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儿子是孬种？还是说明您刘桂珍是……做这事的人，不是在搞不正之风，就是在欺负您这老党员，咱不蒸馒头也争口气啊！”我这几句话把母亲的豪气点燃起来了，母亲说：“你说得有理，走，骑上车子带上妈去公社去！”母亲直接找到了分管教育的范振香副书记，母亲让拿出成绩来看，说我儿子如果成绩不够，我来找党组织组织可处分我这个党员，如果我儿子成绩够有人故意搞歪门邪道，我就陪着他往上走，走到北京我都奉陪到底！范书记千劝万劝说，他下午就落实给答复，傍晚时分通知书来了。到现在也不知是在哪个环节有捣鬼的，后来母亲说我这是第一次向党组织讨说法。再后来，中心初中校长、党支部书记姜万智说幸亏当初谁谁谁录用上来了，否则就沒有了一名优秀教师啊！因为，我二十二岁就任教公社毕业班重点班的语文了，二十三岁就给全公社的语文教师当教师了，从1977至1987年间，我的教学成绩总是全公社同级第一名……
　　母亲一生仅这一次为自己的亲人向组织讨了个说法，而到现在我也沒为母亲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