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风
　　
　　 今年回老家小住，我就藏了一个心愿：到公墓去祭奠我的岳母。我有几年没到那里了。一位堂舅哥多次阻拦我，“去啥？别去！没人挑你的礼。”他的好意我明白：公墓阴气重，我病病歪歪地不宜去那个地方。近几年的清明都是妻子去那里。妻子也不让我去，意思也很明显：四月初，倒春寒，心脏病高发季节。我的心脏脆弱，加上感情脆弱，极爱哭，她是知道的。可这是五月，阳光明媚，风如细浪。我去看岳母，心里蓦地生出一点兴奋，还有些许紧张。公墓里密麻的坟伸着自己的头，头上的衰草像枯发一样。我在岳母墓碑前肃立着，心中一片空白。这是去年立的碑——以女儿们的名义立的。38年前的碑是混凝土的，碑文是我写的，早就破碎湮没了。我摊开冥纸，把最上面的一张卷成喇叭状，用打火机点燃小心地放到碑前，然后，一张一张地续上去。坟地里的风是多向的，冥纸腾起的烟和火，一会儿倒向一边，一会儿前来拥我。我一下子泪流满面。
　　
　　（一）
　　
　　 我的女友打发她的本家侄子给我捎来一句话：分手吧。据她侄子说，她去十几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相亲去了，而且还住那里了。三年前，她追的我，开始了我的初恋。现在她离我而去了。因为跟我好，她的母亲跟她吵架多次，也曾昏死过两次；她父亲已经在街上同很多人宣称：“我们是革命家庭！有闺女就是填猪圈，也不跟着他。”她父亲是一名党员干部。我呢？地道的农民，而且政治上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我早已料道会这样结局。不过，我还是没出息地病了。而且一病不起，在炕上躺了23天。我母亲给我请医生，熬中药。我想象着，村里人会怎么说我，“相思病”，“想媳妇想的”。说实话，她已移情别恋了，我还有什么可恋的？可就是病倒了。
　　 那天上午，我吃过药，躺在炕上，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又好像什么都在想。屋了里静极了。迷迷糊糊中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好点了么？”是徐家二婶子的声音。她和母亲关系好，也曾是我夭折的哥哥的干妈。
　　 “唉，也还那样吧。”
　　 “这孩子心事重。”
　　 ……
　　 “我家秀岩……”
　　 ……
　　 二婶子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女儿叫秀岩。我们与二婶子不是一个生产队，平时来往少。我记得还是小时去过她家。那时，二叔装上了矿石收音机，稀罕物，我和母亲曾去他家听过耳机子。二婶子用线给我穿了一串花生，都是三个花生仁儿的，我们管三个仁儿的花生叫“大骆驼”。也是稀罕物，因为我们这里不产花生。二婶子提着那串花生，在我脸前一吊一吊的，我就用手去抓，两三次，总差一点就抓到。二婶子就说，三儿，叫好听的。我就叫，“爱省事。”我学话晚，说“二婶子”就说成了“爱省事”。听我说“爱省事”，二婶子就会忍不住哈哈大笑。一边给我那串花生，一边点着我的鼻子笑着说，你他妈的就“爱省事”啊！然后，又找点什么由头，让我叫“爱省事”。再后来，我七八岁时，二婶子与婆婆吵架，服了毒，被村里人用担架抬着送医院。我们放学，都跑去看热闹。担架上的二婶子嘴里吐着沫。我看了一眼就跑家去了，心里不是滋味。她虽然抢救过来，但从此胃也烧坏了。听母亲说：她“身大力不亏”，是一个好劳力。1958年修水库，初冬时节，她也卷卷裤腿就下到泥水中，和男社员一起抬大筐。从此落下风湿。又长期受婆婆的气，整天生闷气，演变成风湿性心脏病，近一米七的大个子，瘦得不足90斤。
　　 我病好后，话少多了。母亲跟我说，搞个对象也值得这样呀？平时我和母亲总开玩笑的。我苦笑。别找了，妈给你找好了。我仍苦笑。好像就那以后，母亲要常常告诉我去二婶子家，她家自留地里有什么活计了。二叔在市里工厂上班，歇礼拜才可以做一点农活。
　　 在二婶子家做一点活，就像过节。她要割上点肉，包饺子，还要弄两个菜。半晌时，还要打发秀岩给我送去暖瓶，还有点心，或者两个煮鸡蛋。要知道，那时是“文革”期间，农村还有很多人家没过粮食关呢。
　　 秀岩在我眼里像一个孩子，一个瘦小的女孩。是生产队会计，算是高我一等的社员。她总是尊敬地叫我“三哥”。我很少正面与她谈话。那时，我好像还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对其他女孩从没正眼看一下。她13岁时，因为二婶子患病，就担起了全部家务。我开始到她家干活时，她最小的妹妹才三四岁，不和妈妈亲，只追大姐。睡觉要与大姐一个被窝，手还要捏着大姐的耳唇儿，怕丢了似的。在我经常到她家串门同时，秀岩也常来我家。她一来，就用两三个小时，把我家的脏衣服洗遍。母亲很喜欢她，因为她勤劳，过日子有头脑。
　　 村中正闹文化大革命，我给人称“小皇上”的支部书记第一个署名贴了大字报，反对他用戴政治帽子的法子整人，一下子成了村里多数社员的领袖。除了出工，事也多了。但我经常到二婶子家里去，有活就做，没活就和二婶子说话。二婶子在讲她怎么受婆婆和丈夫的气的时候，一脸的平静，像讲别人的事。说她生下第三个女儿时，婆婆连鸡蛋都不给吃了，说时还笑了一下，可是眼里分明闪着泪花。说二叔拿着扁担打她，她迎上去，夺过扁担就扔墙外去了。她竟一脸豪气，哈哈地笑起来。她生了六个女儿（最小的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没有给徐家留一个“根”。族里有人劝她过继一个侄儿，婆婆和丈夫都同意了，她这次坚决反对。她说，我就是不“过”，我知道他们啥心事。我就招一个养老女婿。我看谁敢拦我！那口气竟有些霸气了。此外就是各种大事小事，都要同我讨论，征求我的意见。我给二婶子讲大道理、小道理，有时也委婉地批评她，包括批评她的偏执，一讲就是大半夜。二叔回来时，总要和我议论一番社会上的事情。我教二妹舞蹈《长征》，或者教三妹识简谱，四妹傻呵呵地站在旁边看着我们，五妹静静地坐在我的怀里。二婶子总是看着我们，一脸的满足。她爽朗的笑声也越来越多了。
　　 秀岩与我的关系也渐次公开了。但我们还是很少在一起。
　　 一年后， “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我被揪到公社，挨了一顿拳打脚踢之后，第二天上午，在万人大会上，以“反三红先锋”的大牌子被批斗。被斗的十几个人，我的年龄最小。“三红”，就是“红色政权、红色军队、红色群众组织”。批斗结束后，被押回本大队，在一个小屋里接受轮番审问。秀岩也被人明里暗里地叫着“反三红分子的臭老婆”。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订婚，但二婶子坚持要她给我送饭。批斗会回来的中午，她给我送来的是烙饼，雪虾炸鸡蛋片，是我最爱吃的。我知道，那是母亲给我做的。后来的饭菜主要是二婶子家的了，以煮饺子为多，我知道那肯定是二婶子亲手做的。二婶子曾跟我笑着说，你看，我捏的，都是仰巴饺子。是的，她捏的饺子都“坐”不住，躺一片。我说，那又怎么样呀？她说，俗话说：“捏仰巴饺子的人不会生男孩儿”。
　　 看管期间也挨打，但基本上还算平静。因为我在村子里群众基础好，拥护的人多，大队没敢在本村开大会批斗我，怕引起骚乱。这是在他们审问我时说的话，“别觉得在本大队不敢斗你，总有一天，既在本大队斗，也到全公社各大队游斗！”恨恨之意我觉察得出。不过，对我会怎样，我已经木然。 “总有一天”很快就到了：一个月后，新的“红色风暴”又刮起来了，这回连我手下的人也要揪斗了。我有点感冒，在秀岩送饭时，就让她把赤脚医生给我叫来。医生来了后，边量体温边把脉。嘴里还“哦、哦”地惊叹。“39.5℃！高烧！”然后郑重地跟看管我的一个复员军人说，他现在正发高烧，如果再关押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建议你们让他回家休息治疗。然后，他又冷冷地强调了一句，他是什么人我不管，我讲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后来得知，是36.5℃。他可算救了我一命。因为那时，给我备下的大铁牌子，厚十毫米，近一平方米，用铅丝吊在脖子上，那是可以想象的。我被送回家的那天傍晚，锣鼓已经震天了——揪斗的信号。
　　 我先到了我家，母亲躺在炕上，精神几近崩溃。见我进屋，只是无力地向我摆了一下手，意思是：逃。我连坐都没坐，从后门出来径直到二婶子家。二婶子坐在炕上，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不伤不病就不怕。然后说，走吧！她开始指派：谁谁去外边看着点，去找谁谁送我走，秀岩给我煎完饺子，就给我找粮票和钱，她又强调说，钱跟粮票有多少拿多少，“穷家富路”。粮票要拿全国通用的。那时在外面吃饭是要粮票的，有省内通用和全国通用的两种。75元钱，35斤粮票，二婶子家的全部积蓄。
　　 我得走了，送我的人也来了，外面有人放风，走哪条路线都定了。我望着二婶子瘦削而沉静的面庞说，我走了。她轻松地说，想着，不管到哪儿，要给家一个信儿。还有，她迟疑了一下，又一字一顿地，不要想不开！
　　 我说，是。
　　 她的脸忽然悲戚起来随即扭过头去。我一下子扑在她脚边：
　　 妈——
　　 大滴的泪水滴在我头上。
　　 她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去吧。
　　 我没再看她一眼，就扭头冲出屋门。
　　 外面黑漆漆的。
　　
　　（二）
　　
　　 我逃离的第二天，就被大队发觉了，于是就开始了大搜捕。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整我的过程中，除了“小皇上”外，多了一个更为卖力的角色，那就是我的前女友的哥哥。他也是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跟我们是对立面。听他们内部人告诉我，在大字报辩论中，他被我奚落得整天气哼哼的。现在他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他的卖力整我，先是让手下对我打得更狠些，我的头发有巴掌大一块被采下来了，胳膊被拧得咔咔响，虽然没骨折，可想抬起来也要咬牙。然后还扬言要我“家败人亡”。对我家进行搜查和监视，对秀岩家也进行了搜查。岳母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笑着说，一个大活人能藏什么地方呀？他们不好意思地走了。我走后第三天夜里九点多，四五个人，拿着大队的介绍信，到五里外秀岩的姥姥家搜我，直闹得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热闹了，他们才走。可是，他们并没有到我姥姥家去搜查，而我又正是从那里逃出去的。岳母说，这就是想让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啥叫“搞臭”呀？
　　 又一个月后，我接到好朋友的信，结束了逃亡回家。先到大队，那个革委会副主任在。他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回来啦？你那事就算没事了。运动嘛。现在已经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了。后来，我的被斗和关押都算出工，补记了工分。当时，我看着这位前女友的哥哥，忽然有一种滑稽感：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呀！
　　 母亲说，你也别坐着，先去看你二婶子吧。我说，她犯病了？没有，挺好的。我就奔岳母家来了。我家住东头，她家住西头，中间隔十来个院落。我一推二门，见岳母在后院长凳上坐着。
　　 “妈！”
　　 岳母一下子站起来，手里择着的豌豆角撒了一地。她一边捡着，一边说，你回来啦？我发现岳母的气色很好，只是对我叫“妈”还有一点慌乱。后来，我母亲问她，三儿嘴硬，怎么一下子就改了口了？她得意地说，就是，他就改了口了，成了我儿子了。是的，我也不知道叫了20年的“二婶子”，为什么一下子就改口叫“妈”了，而且没有一点犹豫。
　　 我们的婚事提上日程了。
　　 岳母好像比过去精神得多了。在一次晚饭后，看看没人，她跟我说，你妈跟你说了吧——你到这儿结婚的事？我说，说了。那你啥想法？我没想法。真没想法？我笑了，岳母也笑了。
　　 其实此前母亲跟我说时，我还是有顾虑的：我两个哥都在外面工作，只我自己在家，我又去岳家当上门女婿，这有点不妥。另外这个家庭祖母与岳母关系紧张，两个人碰个大包也不来说话的。下面几个妹妹，我去了，弄得不好，就是“上压下挤”的角色，外面又有曾想过继的本家侄儿，里外的关系也不见得好处。我妈笑着说：你丈母娘拿儿子缺尽坏了，非要你过去。还说，等她死了，让你再回来。就是过把有儿子的瘾。我寻思着，你还是去吧，也别枉了你丈母娘疼你的心哪？我想是的。
　　 岳母说，要是真没想法，你就把户口迁过来，这个队比你们那个富。明年十月一结婚。我说，好吧。岳母一脸欣喜，那就去吧，秀岩在小厢屋里算账呢。
　　 一切都在岳母的计划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婚前一年搬进岳家的厢房。这是一个两进的院落。有个难听的名字——“寡妇院”。奶奶的外号就叫“大寡妇”，岳父的父亲不到40岁病死的；岳父的哥哥三十多岁病死的；岳父的弟弟20岁病死的。岳家近门的几个叔、伯也多英年早逝。有个本家的大娘跟我说：半夜子时，从南边看那个宅院，就跟大庙一样的——必得是童男子儿才行。我看过，没有看出它哪儿像大庙。
　　 婚前在那个厢房里，我读了很多书。村里的书差不多让我读绝了，就晚上跑到外村借书读。外面的政治运动离我远去了，我又成了队长喜欢的最好的劳力。夏日的晚上，坐在后院的葡萄架下，我用岳父给我买来的二胡、京胡、笛子，加上我的两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我们就开整场“音乐会”。歌曲、京剧、评剧在这个小院中飞扬。岳母最爱听我唱的《赞歌》、《新货郎》还有边拉边唱的电影《牧人之子》的插曲：“蔚蓝的天上飘着白云……”这时，院子北面的大坑里蛙声阵阵，院里的金银花一阵阵地送过香来，墙边的大枣树安祥地站在那里，那只大奶羊闲适地卧在枣树旁反刍，葡萄叶上的露珠偶尔滴下来，凉凉的。岳母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低着头，一只手垂下来，另一只手在膝盖上来回地抚着。秀岩和妹妹们由衷地给我鼓掌。岳父在家时，还要把前后的门都打开，好像我的歌声琴声和人一样，只能从那里出去似的。连奶奶也要一改早睡的习惯，柱着小脚立在门边听上会儿。
　　 这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挑兵了。农村青年唯一的希望是应征入伍。我体检合格，复查合格，而且身体条件在我们大队前三名之中。政审也没问题。从年龄上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带兵的那位排长跟我交谈了几句，说他们是北京军区后勤部的。因为我还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他对我就表示出了更多的兴趣。就等着通知书啦！我们一家子沉浸在兴奋之中。岳母说，唉，你要是能出去，准比在村里干得好。在这儿你出十分力，也得不到一分好；在外边，你出十分力，你能得到十分好。唉，这话就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命运上。
　　 当然，我们白欢喜一场：我们大队走了四个兵。有人顶替了我，虽然他复查时身体不太好。而我呢，“大队党支部不太信任”。后来，那四个有两个提干，还有一个是出席北京军区学毛著积极分子，只是因为伯父有点政治问题，复员了。岳母说，认命吧。我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岳母的潜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她很少犯病，在我婚前的日子里，有关结婚的大小事项，都由她亲自操办。结婚时，坐了15张桌，在村子里算得上大办喜筵的。母亲乐得清闲，还要跟她调侃两句，你娶女婿嘛！别跟我得便宜卖乖。岳母就说，是是是，我乐意，我乐意。两人相视大笑。我和妻子现在还用着一对牙缸，搪瓷的，奖杯样的形状，白底儿，黑色的一圈枝蔓上缀着十几朵红色的凌霄花。经过地震、多次搬迁，几十年来，它们虽伤痕累累，可我们还用着它。那是我用自行车驮着岳母从镇上供销社买来的结婚用品。一年以后，女儿降生，除了奶奶撇了几回嘴外，一家人高高兴兴。女儿也成了岳母和妹妹们的新宠。
　　 然而，岳母犯病的频率和危险程度都高起来了。
　　 唐山市医院、镇上的医院不知去过多少次。赤脚医生天天来我家。风心病生不得气，着不得凉，吃不住累，连晚上睡不好觉，都可能发病。发病时就憋得难受，用手抓挠前胸，哮喘、咳血。她跟我说，给妈胸脯用刀劈开，我出气才能痛快。我就跟她开玩笑：行，别人办不了这事，找杀猪的吧。她勉强地笑着。她姓朱，她知道我在跟她开玩笑。她愈发瘦了，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和手指总是青紫色的。到医院去也属保守治疗。让到北京的大医院做心脏瓣膜手术。那时，这种治疗连想都不敢想。秀岩要忙生产队上的事、家务事，服侍岳母的事就以我为主了。二妹放学后替替我。她发病时躺不下，我要在她后面扶着她，在她腰部垫个枕头，着急时就用一条腿顶在她的腰部，免得那部位空虚。她坐不安稳，要喘，要咳血，我须一手扶着她，一手去拿痰盂。我要出去一会儿，就慢慢地放她靠在被上，两床被上再加一个枕头，在腰部垫一个小一点的枕头，旁边再倚上一些棉被，防她摔到。她的眼神是追着我，像孩子似的一脸的无助和依恋。但她不让我接大小便，好像这是她的一个原则。这一年中，我出工不足两个月。
　　 那次很危险，甚至不能去医院了，赤脚医生说，肯定死在半路上。她的身子一挺一挺地后仰，嘴里“噢、噢”地叫。我顶了一夜，正在厢房中眯糊，听到叫声，一下子跳下地就往正房里跑。见岳父正端着一碗什么要给岳母服下。我说，什么药。岳父说，卤水。我大叫，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岳父眼泪流下来了，你妈要的。你看她，受罪呀。我好像找到了发泄口，我也哭了：你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为了妈，我每次去医院，都要向医生护士问这问那，可我是生性腼腆的人。为了妈，我跟赤脚医生学会了注射，静脉推糖。为了妈，我翻烂了那大厚本的《赤脚医生手册》，我向赤脚医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大剂量的镇定安眠，加大剂量的抗心衰药物。为了妈，夏天冬天，我就那样从后面抱着她，一天一天，一夜一夜。她身上出的汗都是粘的，那里有那剧毒的药物啊，它粘上我的皮肤，我就会起一片片的红疹……干什么呀，你们，你们欺负人！你们欺负我呀——我号啕大哭，像泼妇一样宣泄着我的“委屈”。岳父尴尬看着我，岳母难过得只是断断续续地说，别哭，别哭，是妈不好，是妈不好，妈不会再要毒药了，不会再要了……
　　 我抽咽着，把药瓶打开，向注射器里吸药，然后将针头向上推出气泡……。我给岳母注射了一支氯丙嗪，一支毒毛旋花子K。这次用药较昨天提前了两个小时。一会儿，岳母开始安静下来，呼吸也均匀了。
　　
　　（三）
　　
　　我想，还是该给岳母料理后事了。第一件就是预备棺材。那个年代即使有钱，你也买不到树或者木料。奶奶有口寿材的木料，但她八十多岁了，虽说身体康健，可也不知道啥时就得用上。而且管她要过来，给她仇人一样的儿媳用，这事连想都不要想。可是，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办法。我想先试试看，万一奶奶同意呢，不就解决了眼下的难题了么？不行再想别的办法。岳父说，要说你说去吧，我可不敢跟她说。因为婆媳不和，他的角色总是不尴不尬的。我说，好吧。奶奶一向待我好，时常偷偷地拉我一下衣角，让我到她所在的东屋。然后她就从柜里拿出块点心、沙果等物给我吃。不吃是不行的，到外面公开吃也是不行的，就当着她的面吃掉。她爱叨咕，车轱辘话来回说，也不管谁爱听谁不爱听，但人不错。我母亲评价她：心眼儿挺好，嘴上无德。还跟我说，不要只偏向你丈母娘。她的脾气也不好，是“点火就着”炮仗，娘俩生气多是因为脾气不投。我对母亲的话总是十分尊重。不过我的到来，她们娘俩真的少生了不少气。
　　晚上吃过晚饭，我就硬着头皮找奶奶了。我说，奶奶，想跟你老商量个事。中呢更好，不中呢，你老也别生气。这事我还没跟我爸我妈说呢，只是我有这么个想法，先征求奶奶的意见。奶奶很高兴地说，哦，好。说吧，啥事？奶奶的头总是轻轻地神经质地摇动着，越是专注，摇得越厉害。我有了些信心。奶奶，我妈的病不看好。医生早就让给她预备后事了。奶奶说，我觉着“装老的”（寿衣）都备下了。没人跟我说这事呀！你说，我不可以给她着把手儿？我说，是是是。那事好办。当下主要是棺材还没着落。买也买不来，连木头都没处去买。我想跟你老说，把你老的木料先用了。完了，我再给你老想法子。你老肯定信得过我。我一口气说完，目不转睛地看着奶奶。奶奶头摇得更厉害了，然后慢慢地低下头。沉默，沉重的沉默。我又叫了一声，奶奶！奶奶抬头看着我说，中。用了吧！我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不禁大叫了一声：奶奶！奶奶说，奶奶信得过你。你就抓紧办吧。第二天，我们从奶奶窗前棚子里往外扛木板时，奶奶躲出去了。在请木匠在后院做棺材时，爱看热闹的奶奶从未去看过。
　　在岳母去世后3年，奶奶去世。可那时已经不允许土葬了。
　　在我大剂量的使用镇定类和抗心衰类药物作用下，岳母又稳定了4个多月。她可以自己走到外边来了。她经常会围着棺材转一圈，用手抚摸一下棺材。有时就坐在棺材旁边，看看天空，看看枣树，眼神一片平和。
　　10月下旬，岳母病情急转直下。晚上10点多，越发不好。她靠在二妹身上，看着我，一边喘一边说，去，去，晓晖……！晓晖是我女儿。秀岩赶紧把熟睡的女儿抱给她。就在送到姥姥面前时，女儿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冲着姥姥笑了，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儿。岳母一声长号：再让我活一年吧——！两行清泪流下来。此后就进入了昏迷状态，没再醒过。
　　凌晨，她们将岳母顺着炕沿躺下。赤脚医生看着我说，准备吧。说完，就收拾药箱子，下炕。我送他出了院门，我们没再说一句话。回来我也没进屋，到了后院。下弦的月光，给大枣树、葡萄架、屋顶参差地涂上一层稀薄的亮色。我靠在枣树下的棺材旁，脑子里空空的。岳父出来了，黑暗中，看着我，我看着他，无言。过了一会儿，我说，你去眯会儿吧，有事我会叫你的。他没回答，转身又回到正房，然后，见他到我屋里去睡觉去了。秀岩出来，看看我，又回去了。
　　我脑袋木木的，身体也是木木的，连在后院踱步也是木木的。我真想琢磨些事，比如，丧事……只是大脑像冬眠了一样。有两三点了吧？我觉得冷，一只不知名的鸟“哇”地一声从枣树上边飞过。我回到岳母那里。
　　岳母身旁有秀岩，二妹，堂叔、婶，还有些别人。岳母背下垫着一床被，一个枕头，她靠在上边，不平静地呼着气，声音很响。却听不到她在吸气。我把了把她的脉，已经摸不到了。婶子说，这就是耗时候儿啊。我说，受罪。放平了好么？叔说，那谁敢呀？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说，什么谁敢呀？说着，我上炕抱着她的头和腰，说，秀岩，把被撤下来，留个枕头。我说，妈有半年多没好好地躺下睡了，躺平了，舒服些。岳母躺平了，呼吸声细了，不到四分钟咽了气。她们忙着给她擦洗、换衣，我叫醒了岳父和姥姥、奶奶。然后一头扎在炕上，一下子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站在岳母灵旁，木然地看着人们吊唁。多是两三个人一起来，女的要数说几句，哭几声，由秀岩接待，到屋里，说几句话；男的就号几声，鞠三个躬，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有了就站下，没事就去出工。我只是机械地答应着。没人来了，就低下头机械地重复一件事：盖着岳母的那领青单太窄，岳母的手总露出来。我抻抻青单，拿起岳母的手往里放一放。她的手透心地凉。一会儿又露出来了，我又去做。这是我在岳母入殓前做的唯一的事。
　　而且，我没有眼泪。从打岳母咽气那一刻起，我就没掉过一滴眼泪。大劳忙的（管事的）跟我说任何事，我只有嗯嗯啊啊，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好像他还跟我说：你就不要打幡了，你爹妈都在世呢。“打幡”是儿子，而且是长子的事，好像是很大的义务。我也没说什么。于是，我就从棺材前边走，堂舅哥和我的好友在两旁象征性地搀着我。从家里到墓地，要走过村子的一条主街，虽然是在文革时期，路祭的人还是很多。人们献上一卷包货纸，在灵枢前鞠三个躬。他们鞠完躬，我再向他们深深地施一礼。到墓地了，下葬，在大劳忙的指挥下，我和秀岩一人抓起一把土，听到那土“噗”地一声落到岳母的灵枢盖上。然后，后退，跪在那里，看他们填土……
　　人们渐渐散去了，家里人也往回走了。我还呆呆地跪在那里，我的好朋友陪着我。朋友说，走吧。朋友拉着我的手，我站起身，迈出一步，一回头，我忽然大哭起来。朋友掉着泪说，哭吧，哭吧，你就应当哭出来的。
　　我大哭了半个多小时，已经浑身瘫软，是朋友把我连架带背弄回家。到家以后，我瘫在枣树下，还是哭——一种无目无内涵的哭，就是想哭，什么也不想，哭，就是我唯一的需要，哭就是一切。谁劝也不管事，岳父、母亲、姑……。姥姥来了，说，起来吧孩儿啊，你妈没白疼你。起来啊？别哭了，你看大伙儿都跟你哭呢。起来，地上凉，孩儿啊，听话……
　　
　　晚上，我女儿第一次蹒跚学步，就从炕角走到炕头儿。
　　一年后，岳父娶了继母，我们三口搬回我家。
　　三年后，我参加工作，离开了流了我太多太多汗水和泪水的热土。怕睡床铺凉，姥姥帮助秀岩给我做一个大棉垫子，一边做，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你妈活着，看你能出去工作，她不定咋欢喜呢……
　　
　　
　　篇后赘语：《五月风》写完了，我像蜕了一层皮。我本没有写岳母的计划，一个朋友的人物传记触动了我，又一个梦使我心中一动——当然，岳母是经常出现在我梦中的。我写的这些，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我只是把它们连缀到一起并付诸文字。而且，我始终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亲情也罢，爱情也罢，友情也罢——人性中的至真至善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