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写给学生玛丽的信中说：“他（马勒）认识到了寻找与艾玛复合的道路，其实是在寻找一条解决自己内心困惑的出路。也许，这条路一直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只是被他藏起来了。只要把头脑中那些没有意义的杂念祛除掉，他才能获得解脱。”
　　 弗洛伊德所讲的存在于马勒意识里的“那些没有意义的杂念”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进一步的记述。
　　 无论那杂念是什么，一颗杂草丛生的心，使得本可以通往心灵宁静、精神丰富的路逃出了马勒的视界。不能轻易假设什么，对过往的人和事尤其不能。因而，人们只能遗憾，为没能出现一个名叫马勒的健康阳光、内心丰盈、热情、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而深深地遗憾。
　　 在推测导致马勒将那条路藏起来的原因时，不能不提到常被人提及的马勒的一句名言。他说：“我是三重的无家。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
　　
　　 1897年，在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大力推荐下，马勒获得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的位置。作为指挥家的马勒似乎非常地在意这个声望极高声职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堪称那个时代古典音乐的“圣城”。为了戴上这顶不允许加冕于犹太教徒的古典音乐皇冠，同年马勒改信了天主教。
　　 “他的信仰是基督教的，但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对于充满情意的人类友爱的赞美，而是——用他的遗孀，艾玛的话——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对于救赎的渴望。”（《The Musical Quarterly》1931年第4期）显然，艾玛所说的救赎不是基督教义里的救赎，它是犹太教意义上的，即，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再买回来。
　　
　　 1860年7月7日，马勒生于波希米亚的喀里斯特一个犹太人家庭。那时的喀里斯特正处在奥匈帝国的治理之下。在波希米亚，马勒的家族属于一个较小的德语社群，在这个小社群里犹太人又是不太受欢迎的一类。有人评述说，这样的生活环境影响到了马勒，成为他后来无归属感的一个诱因。如果注意到青年时期以后马勒的内心冲突的话，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马勒幼年时，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态度主要是宗教、习俗性的疏离。从邻里间的言语、行为与不同生活习惯中表现出的冷淡、歧视与排斥是日常生活化的，舒缓的。也就是说疏离与不被主流社会接纳都是发生在不经意间的，是基于习俗的。对于小马勒来说，他可能感受到了自己与周围其他孩子、其他人的不同：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自由地展现天性、被人喜欢、受到大人（不仅仅是父母）的接纳与呵护，而是有时需要节制自我，以便不给大人和自己带来过多的麻烦。另一方面，马勒的少年时代正好是犹太人解放运动时期，犹太居民的自由空间也在扩大。总得来讲，小马勒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疏离体验是微弱的，飘忽的，并不都显得那么沉重与负面。对于完整的人生来讲，如果说这些儿时体验甚至是具有积极意义并不显得完美的话，也是可以认为它们是中性的。
　　 “闯入者”的角色，主要是马勒在经历了许多事后对自己的定位，是针对作曲家而不是指挥家的马勒而言的。
　　
　　 1875年，马勒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就读，1880年开始指挥生涯。期间分别于1881年在卢布尔雅那，1882年在奥洛穆茨，1884年在卡塞尔，1885年在布拉格，1886年在莱比锡，1891年在布达佩斯等多家大型歌剧院出任指挥。1891年，马勒受聘汉堡歌剧院，担任指挥直到1897年。1907年，离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后，马勒又应邀先后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指挥职务。作为指挥家，马勒是辉煌的，世界的。
　　
　　 担任汉堡歌剧院指挥期间，马勒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创作。马勒认为，我（作为作曲家的马勒）的时代即将到来。
　　 马勒的时代并没如他所愿如期而至。他创作的音乐非但没有为他赢得进一步的赞誉，相反备受非议、讥讽和批评，甚至遭到抵制，尤其是交响乐作品。早期作品中自然呈现出的波西米亚以及捷克民间音乐元素被认为是流俗的，与交响乐的高雅极不相称。奥地利皇帝也指责他的音乐，限制其的公开演出。
　　 不幸的是，马勒将其作品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他的出身。
　　 我们知道，马勒指挥生涯如日中天的年代，他开始较为正规进行交响音乐创作的年代，也正是欧洲反犹思潮日渐高涨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环境影响到了马勒的指挥生涯（1907年他因犹太血统被迫辞去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的职位），也影响了人们对马勒作品的态度。一些人甚至只是因他是犹太人，而不愿听其创作交的响乐。种族歧视与迫害驱逐着马勒的同时也驱逐着他的音乐，这两者都是他所不能承受的，这使他身心俱疲。身份带来的局限又一次强烈地突显了出来。
　　 客观地讲，反犹思潮并不是他的音乐不受欢迎的唯一原因。马勒似乎很少从音乐本身探寻其作品不受欢迎原因。当然，他也忽视了时尚这个关键因素所起的作用。
　　 出身再次被马勒看成了是决定他的时代能否来临的最大的问题。儿时模糊的记忆从此被唤醒了。在马勒的心里，当下的被抛弃与儿时被周围的人排斥一样，皆因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出生在波西米亚的犹太人。现实的受害者与儿时的“不公正”境遇无障碍地对接了起来。现实经历强化着儿时体验，儿时体验不再是中性的，负面因素不停地被挖掘，最终，不幸的根源直抵生命的最初阶段。
　　 同时代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被马勒认为是一个强劲对手。理查•施特劳斯的德国出身，也使马勒耿耿于怀。虽然德国与奥地利同属日耳曼民族，但前者不论在国力还是在音乐成就方面都是当时的奥地利不可比肩的，前者有着更强的优越感和影响力。1902年2月16日，马勒在给艾玛的信中称：“他（理查•施特劳斯）的时代结束后，我的时代才会来临。我多么希望能够亲眼见到这一刻……”
　　
　　 可以看出，马勒的自卑感并不来自通常所说的诸如身体、财富、个人能力甚至是名望等方面的不如人，而极可能来源于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归属需要。
　　 马勒是矛盾的，他被两股力量拉扯着。一方面，他需要完成自我的实现，攀上他所能达到的艺术巅峰。自我实现的动机呼唤着他，促使着他为之努力，奋发。这种内在的、健康的需要是成长性的。在马勒身上，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另一股力量，一种与成长性相反，也更强大的力量支配着他。这种力量的外在表现同样是对成功的渴望，对荣誉与卓越的追求。然而，其本质却是试图用诸如地位、名誉、赏识、承认与接纳等外在的尊重来减轻身份这个“缺陷”带来的焦虑。正如阿德勒所认为的，这种由自卑感催生的“追求卓越”的需要，乃是个体借“补偿”方式来力求克服个人的缺陷的手段，而不是个体自我实现的目的。补偿式的“追求卓越”则被马斯洛称为匮乏性动机。他写道：“（匮乏性动机）在本质上是有机体身上的赤字所形成的需要，我们把它叫做匮乏需要或匮乏性需要，打个比喻说，这些匮乏就好比为了健康的缘故必须填充起来的空洞，而且必定由其他人从外部填充，而不是主体填充的空洞。”换言之，对于因应外界的人，荣誉、尊重是药，追求他人尊重是消除威胁的手段，也是治疗自卑感的手段。
　　 马勒以强迫性（很容易理解为自强，也貌似拒绝平庸）伪装起了自卑，代替了自信，全身心依靠在了外部环境之上。他的对归属和爱的需要的渴望是有选择的、片面的，他把爱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突显了对认同和归属感获得的急迫和不择手段。
　　 人们很好奇，马勒在说“我的时代终将到来”时，到底有没有设定这样的逻辑前提，即他终将摆脱身份之困，扔掉“闯入者”的标签，尔后去迎接他的时代？
　　 不无遗憾的是马勒没能从身份之困中走出来，终以一个闯入者的身份告别了人世。
　　 那些没有意义的杂念淹没了作曲家，也让后人面对马勒时心生悲情。马勒的境遇与时代有关，又不能全归究或主要不能归究于时代。感慨时代的局限是有失公允的，马勒的悲情是“闯入者”的局限所致。
　　 马勒儿时某些模糊的经历、似有似无的情感在其后的生活中不断得以重复、强化，从而使它们变得清楚起来，由此而来的自卑感促使他无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条路的存在，转而迫切地渴望借助于事业的成功、人生的辉煌实现对其所处时代主流的融入，进而缓解社会挤压带来的精神紧张和压力，获取到内心的平静。马勒的这种努力失败了。
　　
　　 弗洛伊德说：“我可以下定论：在心理分析过程中，有好多次我都非常钦佩这位天才非同一般的心理素质。然而，我认为没有什么能真正让他摆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能够从一个神秘城堡掘出一条小道，对此我已经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