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贫乏而又幸福的，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张解放初的全家照。照片有些发黄，全家人一个个精神饱满。中年的父亲头戴八角帽，身着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三枚人民功臣的奖章，目光炯炯有神。两个哥哥一左一右站在父亲身边。母亲显得年轻，眉目清秀，梳着两条长辫子，怀抱出生不久的妹妹，端庄地坐在父亲前面。又胖又憨的我就坐在母亲的前面。我们和母亲都穿着列宁装，敞开的尖领，左上一个口袋，下面两个斜口袋，中间好像还有一条腰带。在那个时代，那也是一种时髦，服装象征着身份，那时的女干部都穿列宁装。五六岁前的记忆是模糊不清的，许多事情靠大人的叙述，他们常常提起我的“臭”闻，临近分娩的母亲在解小手时不小心将我生在了尿盆中，她急忙将我捧起。对此，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恭不敬，虽然那时我的哭声尖利，但绝不是因此而提出抗议或者生气什么的。后来据我哥哥说，大约我在一两岁时和与我同岁的叔伯哥哥玩耍时被他一把推进了茅坑。这次我的确是生气了，大哭大闹，惹得全家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我团团转，冲洗干净后又急忙送到医院检查，待闹腾了大半天，医生说没事，才将我带回家。可是我还是不依不饶，母亲又请来了一个会收拾的老太婆，她取出一个木碗，给碗里装满小米，用一块红布包裹起来，待母亲将我哄睡着，便倒扣着木碗在我的脸上转来转去，边转边口中念念有词。约莫半个小时，她揭开红布对母亲说，你看这米沉下去了一指。她临走又叫母亲将余下的米洒到郊外。说来也怪，经此收拾，我竟不哭不闹了。我能记忆起来的是我六岁时的一次受伤。那时我们居住在兰州土门墩军械厂，正是夏天，下雨后，厂里的一个大坑汇满了雨水，许多小孩都到哪里去玩水。当我从坑边跳进水里时，被玻璃扎破了脚指。母亲那天正好去开会，我是被哥哥带去玩耍的，哥哥将我背到医务所包扎，回家后告诉我千万不要给母亲说，哥哥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孩子，我答应了。母亲回家后，我觉着委屈，可还是忍住了没有哭出来。哪个大水坑是儿童的天堂，整个暑假里哪里都积聚了全厂几乎所有的儿童。一天早上，我和妹妹抬着垃圾桶去倒垃圾，忽然看见一个小孩掉在了大水坑里，夜里才下过雨，坑里的水涨高了许多，那个小孩在水里扑腾着无法上岸。我和妹妹急忙跑下去，我们及时地向他伸出了抬垃圾的木棍，将他拉出了水坑。他的衣服全湿了，上到岸上吐了两口水，就像没发生什么，一边拧着湿衣服，一边和我们说说笑笑。我记得那个小孩叫王海成，父亲是厂里的杂役，母亲很年轻，据说原来是一个旧军官的老婆，不会做家务，孩子一个个都像弃儿，穿的破破烂烂。我记得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那个女人在生活困难的时候，自己悄悄烙了一张饼，藏到怀里带到厕所里去偷吃，被别人看见后在家属区传为笑谈。还有一次，大概是我上一年级时的事情，那时的小孩子下午一放学，不是捡煤渣就是拾柴禾。一天，我到木工车间的垃圾坑去捡柴禾，那个坑大约有二十多米深，等到工人将刨花倒下，刨花里往往有柴禾。我们一群小孩就争抢起来，我被一个比我大的小孩推进了大坑，当时，我觉着飘乎乎的什么也不知道，等有大人下到坑里将我抱起时，我才哭了起来。当时，也没有觉着有什么不适。此后，我就得了尿炕的毛病。为这尿炕，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骂，母亲总是半夜起来叫醒我，叫我解手。待我上中学时，虽然学校离家远，我却不敢住校，害怕尿炕丢人。这个尿炕的毛病，一直到我十五六岁以后才慢慢没了。后来在我四十岁左右时，一次腰痛拍片子，医生说我的胯骨有裂纹，是旧伤。他还问我小时侯是不是有尿炕的毛病，我才知道这胯骨上的裂纹是那次摔的。想想，我们那时候小孩有多么皮实。
　　
　　 我七岁时开始在军械厂子弟小学读书，母亲领我去报名，人家不准许。当时，我和邻居一个和我同岁的叫龙龙的小孩一起被说不到年龄。龙龙的爸爸说我们的年龄报户口时记错了，他便到公安局将我们的年龄改了过来。当时来看在兰州我们的学校也许是最漂亮的小学校了。校园不是很大，但很精致。有田径运动场，足球场，我们那时的体育用具都是厂里做的，单双杠、铁环、跳绳、标枪等。我记忆中，玩的最多的是滚铁环。大铁环用拇指粗细的钢筋圈成，套上几个小小的铁环，用一个弯成u型带柄的铁钩推着跑，叮铃铃一路响来，煞是诱人，十几个小孩一起推着跑，在校园里也是一道风景。一下课，赶紧跑去领一副铁环，满操场转。我们的教室是一栋砖混结构的小二楼，青砖红瓦，紫红的木门竖立在校园紧靠北面的院墙边。每天早上在二哥的带领下，我和妹妹背着各自的小书包，高高兴兴走进校园，成了我现在最美好的回忆。我那时也是很顽皮的。记得一次，我将来学校积肥的一个农民伯伯挂在小树上的干粮袋藏了起来。快放学时，那个农民在校园里大嚷大叫，说他的干粮被人偷吃了。我当时很怕，二哥和厂长的儿子尤延年是少先队的中队长，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胳膊上带着两道杠徽章。他们很负责地帮那个农民找，我便悄悄告诉二哥干粮是我藏起来的。二哥将干粮还给那个农民时，什么也没说。放学的路上，二哥拉着我的小手教训我，以后再也不要给他捅娄子。我感觉二哥捏着我的小手好痛，知道自己错了。我们那个子弟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四个班，共有五个老师。其中一个教算术课的是一位姓张得女老师，是兰州军区张达志司令员的侄女，她是陕北人，普通话说的不够标准，口音里总带着山西腔。我们这帮子弟多一半是从西安来的，少一半是从山西来的。由于大部分孩子都说西安话，渐渐厂里的孩子都说一口西安话。据说十几年不变，到了1980年代，在子弟们中流行的西安话才被普通话代替。还有一个女老师姓杜，长的很漂亮，由于他的父亲当时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后来被厂里辞退了。杜老师给我们教音乐、图画。我最喜欢她坐在一架风琴旁弹奏歌曲的样子，恬静、端庄，微笑轻轻地扬在她的嘴角。我们那时唱的最多的歌曲是：南泥湾好风光，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呀。然而，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小白菜》，在杜老师悠扬的琴声中，我们唱着“小白菜呀，地里黄呀……”，舒缓、悲切、抒情。多少年后，每当唱起这首歌曲时，我都会想起那个消瘦白皙沉静温和的杜老师。后来，杜老师嫁给了厂里的一位工人，那位工人后来在我父亲的推荐下当了木革车间的主任。生活困难的那几年，杜老师的父亲常常会给他们寄来一些营养品，就这个问题，在文革中有人还给他们夫妻贴大字报。1980年，杜老师的父亲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美国回来，曾到厂里去看望他们。那时，我的父亲已经调到84548部队，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家宴。这中间也有一段可笑的插曲，当地的政府为了撑门面，特别派人到杜老师家中访问，交代他们注意保密，还给他们无偿地添置了一些家具。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才知道杜老师的父亲是华裔美籍汉学专家，那次访问是受邀在甘肃师大讲学。给我们教语文课的是一位男老师叫刘鉴，长得高大魁梧，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凡学校里的通知、公告、奖状、毕业证都是他写的。我至今还保留着我的小学毕业证。每当看到那上面娟秀清丽的毛笔小楷，就会想起刘鉴先生。刘鉴先生古文底子好，能背诵《古文观止》和桐城派散文，尤其喜欢唐诗，以及古今名联，他写的联子讲究对仗，合仄押韵。经常在课堂上教我们如何写联子，写诗。什么平仄、对仗、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记得有一年过春节，他在门前贴了这样一副联子：桃李满园呈异色，芝兰绕阶发韶年。我以后读了许多的古典诗词，大多都忘记了，而那时刘鉴先生教我们的联子和古诗到现在我还能背下来。如“日照龙鳞万点金，雨洗羊毛一片毡。”“残月晓风杨柳岸，淡云微雨杏花天。”还有一首集《曹全碑》句联 “诸子百家不分门户，名山大川各效文章。”与我印象极深。我那时在老师的启发下特别喜欢读《千家诗》，那是一本民国时出版的小册子，每首诗都配有图画。那本书是我用一个苹果从同学那里换来的。第一首好像是，打起鹦哥儿，莫要惊妾梦，妾梦到辽西……什么的已经记不清了。但那幅画我记得很清，画中一个女子倚在窗前，用扇子驱赶树上的小鸟。那时，我特别喜欢小人书，许多都是我大哥给我买的，什么《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聊斋》都是一套一套，为了一套书，那时我们经常和小朋友兑换，用邮票或者自己做的火枪换人家的小人书。记得我大哥用一个二极管和一块矿石配上塑料肥皂盒装了一台收音机，用它换了几本小人书。记得那年，我写的一篇作文被刘鉴先生推荐到市教育局，后编辑到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中，我记得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纸张发黑、印刷粗糙，然而它却对我以后的写作生涯不无影响。
　　
　　 厂里有许多废旧武器堆在空地上，有日本人的军刀，钢盔，盒子枪，三八大盖步枪，还有炮弹壳、手榴弹壳，以及国民党部队用过的刺刀，短剑，堆成了小山，我们每天在上面玩。那时，孩子们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我们就用废旧子弹壳做火枪，把子弹头的铅掏出一些，将火柴头添进去，一扣扳机，叭地一声。那时，我们经常玩打仗的游戏，记得尤厂长的女儿装护士，谁受伤了就往肚子上抹红药水，红药水是用红纸泡的。那时候影响最深的是看电影，每逢周末军区的放映队都要到厂里来放电影。放了学，我们就早早到大礼堂去占座位。那时有好多影片都是前苏联的，如《夏伯羊》《卓雅和苏拉》《丘克与盖可》。看了《夏伯羊》我们就整天做骑马飞驰状，胯下一根竹棍当马，一根拿在手里当马刀。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市区畅家巷八一大院。据说那大院原来是马步芳部队的司令部，对面院子是野战医院。解放后归兰州军区后勤部，因为大门顶上塑着一个八一军徽，我们都叫它八一大院。和我们家同住一个院子的有一个老红军，他参加过长征，有五个儿子分别叫大小、二小……他脾气很坏，动不动骂儿子，他还在门前的柱子上挂了一条皮带，是专门用来教训儿子们的。可是他的那些光头儿子一个比一个调皮，经常见他举着皮带在院子里追赶儿子，一边追一边骂：掉老母什么的也不知道他骂的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和他们家的老大一同考进了中学，我们是同班而且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在我们的邻居中还有一个孤老太婆，她丈夫去世前也是军区的干部，他们好像没有子女。婆婆特别喜欢我，经常将我叫到他家去，给我讲她过去的事情，记得她是江苏人上过大学后来去了延安，还在晋察冀当过宣传部长什么的。她很有学问，家里有许多书，绝大部分都是哲学、政治书籍，也有一些文学书籍，几乎都是俄罗斯文学。她向我推荐了几本书希望我读一读，我记得有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果戈里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可列尼娜》里面还有一部是泰戈尔的诗选。我便每天晚上读一些，不久便有了浓厚的兴趣，一本接一本地读了下去。有些书读起来便欲罢不能，往往通宵达旦，不一口气读完绝不放手。现在想起，那些书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那些真实的民族、国家、生活画卷，虚拟的故事在我的心灵上叩击，留下印记，留下我对世界的最初的感觉。泰戈尔的诗选是我最喜欢的，在许多年以后我仍旧可以背诵其中的章节，“战鼓敲起了……战鼓正在隆隆地敲，大地颤抖着。”慢慢我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发生了变化，往往将眼前的人物和书中的人物做对比，一切总是令我大失所望，我变得忧郁孤单，这一切都被婆婆发觉了。她买来一些好吃的食品，邀请我去品尝，那时我很高兴。婆婆委婉地对我讲小说里的故事都是虚构的，意思是不要叫我沉溺其中。可是作为一个孩子，我那时的思想是单纯的，对世界的基本概念并没成熟的认识。我在恍惚中一如既往地阅读着。记得在上初中时，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可是在讨论中，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不得而解。至今我仍在反思，当时是什么言行使别人对我下了那样一个结论。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已经从婆婆那里读了许多书，其中也有一些文史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如袁珂的《中国神话史》以及巴乌斯托乌斯基的《金蔷薇》等。在阅读中我喜爱的作者逐渐也多了起来，有高尔基、托尔斯泰、契科夫、泰戈尔、巴金、曲波、冯德英。由于这些书，我喜欢上了文学，尤其喜欢小说和诗歌。在那时我没有受到舆论的影响，鲁迅、矛盾这些大家的作品没有引起我的阅读兴趣，倒是一些不太知名作者在我心里比重较大一些。那时，我在一篇作文里由于引用了《林海雪原》中开头一句话，起床的号角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而被老师表扬，我就越加喜欢曲波。由于读了巴金的《家春秋》，使我获得了有关男女情感方面的认识，在朦胧中感到那是人间最可珍惜的。这些书籍似乎唤醒了我性格中清高孤傲倔强的因子，我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对社会生活旁观臧罘。它们的形成强烈地影响到了我日后的生活。尤其在我困顿和苦恼时，我总会想起三国、水浒以及历史上的一些英雄，总觉着和他们站在一起。读到那些威武不屈，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时，我也往往热血沸腾，情不自禁。我不知道这些是来自遗传还是来自后天，对这些我无法解释，我宁可相信它来自我的阅读，来自书中英雄人物对我的潜移默化。至今，我还会被这种情绪感染，一天，看电视《长征》，每当看见红军战士悲壮牺牲，英勇就义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有时情绪激动地无法控制，便恸哭一场。后来我们家搬迁到了焦家湾，我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可敬的婆婆。
　　
　　 我从小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生长，受到周围邻居的钟爱以及学校老师的教育和爱护。父母从来不会叫我单独出门。那时我们每到星期天都要到市里的浴池洗澡，渐渐大了，我总是被大哥带着去，母亲总是再三叮咛嘱咐。我那时虽然有一些儿童共有的小毛病，贪玩、馋嘴、不爱写作业。可从不破坏邻居的篱笆，或者打破邻居的玻璃。我的母亲十分善良，邻居家有什么难事，她总会去帮忙，陪人家流眼泪。在母亲的教育下，我也从不欺负比我小的孩子。那时我总会围着母亲转，看她做饭，缝补衣服，听她讲故事，唱歌。可以说在我以后的性格中无不留有母亲的印记，善良、软弱、羞怯。母亲离我们去了许多年后，我会时常想起她，恬静的神情，温和的细语，慈祥的爱抚，无比美好的姿态都会历历在目。她教我唱的儿歌，我至今还记得，给我讲的故事，我也讲给我的女儿。她的音容笑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梦乡，在哪里我们围坐谈笑，一起唱歌。那时，我的母亲总会揪着我的耷拉着的耳垂说，多么厚实，多么绵软，是个有福气的孩子。每当想起这些，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那时我在畅家巷上学，学校就在那个野战医院里。那是一处较大的宅院，前后左右共有四栋小楼，每栋楼都是二层，一层有三四间房屋。院子很大正好做操场。那时，我也加入了少年队，还被老师安排为中队长。由于教师不够，我们有时两个班会合起来上课，往往是一个班写作业，一个班听老师讲课。这期间连续发生的两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一次，我们和一年级合班上课。一个与我临桌的小班学生没有带橡皮，我便将我的橡皮割开一半送她。被老师看见了，反说我骗小学生的橡皮。我辩解说，是我给他的，不是他给我。老师当时很生气，说我强词夺理，还将我赶出了教室。我又气又羞下午没去上学，心想老师误会我了。此后老师并没有向我解释什么。我们学校的院子有一口井，井上有盖。一天，有个大人在井边洗鱼，引来一群小孩围观。我见井盖没有盖上，怕有小孩失足，便去盖那井盖，不小心，井盖碰到大人的腰，他转过身不问青红皂白将我骂了一顿。我辩解说，怕有小孩掉进去，我才动那井盖。那大人反倒讥笑我说，看你一脸坏像，还有那个好心肠。围观的小孩也在一旁嘲笑我，弄得我狼狈不堪。由于我不理解这两次不公正的对待，一个时期我无精打采，以致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老师将这一切告诉了我的母亲。那时，父亲只有到星期天才回来，大人商量后，决定对我进行一次小小的惩罚。父亲动手打了我的屁股。我趴在床沿上，没有哭，也没有说一句认错的话。
　　
　　 这次的暴力惩罚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抹灭的阴影，纯洁幼小的心灵在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大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此前，他一直都受到温暖的呵护，在他的心里不知道何为不公正，可是现在他无情地领受着他所爱和尊敬的人的不公正的对待。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们对我的误会，我不能做任何的辩解，小孩要无条件地服从大人。是非的标准是由他们来定的。后来在我的观察中，我也发现，不仅是小孩和大人之间如此，在一个部门中上下级也是如此。我渐渐领教了权利的威力，认为权利就是真理。这种不正确的看法在此后的许多年中没有得到纠正。无形中使我对权力有了一种奢望。在学校里，我积极争当少先队的队长。在班级，我蓄意在班主任面前表现，想当班长。这一切后来都成了现实，上小学时，我当了一个学期的班长和中队长。我本以为是令我骄傲的事情，后来，我却发现这些对我都是负担，我的一切指令都是在老师的安排下进行，我几乎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渐渐班长的职务令我厌倦。我的困惑一直持续着，它迫使我不停地观察、思考，然而这道人生谜题，伴随着我走到现在。此后的人生，始终在承担与放下的矛盾中演义，或激烈或平缓，有时明朗有时混沌。
　　
　　 后来，我们的课本里有一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此文，我感受最深的是那一句：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那时我在心里会说，Ade，我的童年。从那以后，我渐渐变得虚伪，胆子也似乎变得大了，敢做错事，如打架，偷摘邻居菜园子里的向日葵，当然也学会了撒谎。我也庆幸自己从一个胆小腼腆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接近社会和人生的孩子。记得那是暑假里的一天，我带着几个差不多一般大的孩子到少年宫去玩耍。当我们经过一条马路时，在路边看见一个比我们大的孩子正在拳打脚踢一个七八岁的乞丐，但见那个乞丐弓着腰背着身子，双手紧紧地捧着半个西瓜皮，几乎将头埋进西瓜皮中，大口大口地啃着，全然不顾身后的拳脚。见此，我不由地愤怒无比，向我的同伴们大喝一声，揍他！顿时，拳脚像雨点一样朝那个施暴的大孩子倾泻而下。那个大孩子在惊愕中落荒而逃。我好久都站在那里无法平静愤怒的情绪。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看不惯小孩子受欺侮，看不惯倚强凌弱，喜欢抱打不平。这种情绪可能是来自于我的遗传，但是我更觉着它和我的第一次不公正的惩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