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1日报道 ，国家支持的中国伦理学会日前启动一项道德培养工程，计划利用五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名“中华小孝子”。
　　 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执行会长王海滨说，这项工程的对象为4至6岁的儿童，他们将学习“孝”道——尊重父母和长辈——以及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包括孔孟思想等。
　　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说，孝心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他援引一份该学会2008年起针对100个家庭和100名学生开展的调查说，调查显示，在学校课业成绩较好的学生更有孝心，也更富同情心。
　　 根据这项五年计划，每个区县将选出30至60名学龄前儿童，从明年开始接受为期100天的礼仪和道德教育。通过考核的儿童将再接受3年类似教育，最后他们将获得“中华小孝子”称号。
　　 但是，组织者没有明确说明“小孝子”的标准。（摘自《参考消息》）
　　近代以来，政府主导的国民教育运动不能算少。记忆中的先是新生活运动。这项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最初是由蒋、宋夫妇倡导的。他们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礼义廉耻”（四维）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新生活运动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蒋语）。他希望新生活运动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即“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
　　 “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1936年，“军事化”被改为“现代化”（选取于网络）。
　　观其后效，不佳。
　　孙存准在题为《新生活运动”毀于“运动”》（见《文史天地》2008年第5期）一文中讲到：但蒋氏夫妇错就错在将其作为“运动”来运作，患上了一种国人的常见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情结：欠缺什么就“运动”什么，认为只要“运动”一开，就可立竿见影。于是乎，“新生活”先以“运动”形式开张，又以“运动”形式宣传，接着以“运动”形式铺开，最后以“运动”形式收摊——轰轰烈烈地开启，急风暴雨地推进，悄无声息地落幕。
　　
　　后来，人们又先后经历了诸多的国民教育运动，诸如各种名义的社教运动、“学雷锋”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等等。至今，人们还在普遍地谈论着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人与人间的冷漠等问题。这些议题应该说都是之前国民教育运动所要解决和提升的问题。
　　反观这些国民教育运动，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倒并不完全是教育的内容、目标每次都出了问题，都是与物质生活本身、生活环境的改善及精神生活品质提升毫无相关的东西。目标与现实离得太远，甚至两者是处于撕裂状态时，目标就显得虚幻、虚伪。虚幻、虚伪、没有现实体验性的目标的号召力不会是多么有力的，人们乐意按照运动要求、目标实践的动力有多强也可想而知。故而，在此类运动中经常看到的多是应付，是“与我无关又干扰着我的日子”心理基础上呈现出来的消极，甚至是抵触。
　　难说人们不向往优雅，不崇尚美德。实为优雅的生活，高洁的情操需要培养。拥有优雅的生活，高洁的情操也不是件想有就能拥有的容易事。它首先需要社会环境提供支持，社会要有最基本的、稳定的供其孕育、出生和成长发展的条件。换句话说，社会现实至少不能提供与国民教育所倡导的目标相悖的情境，不能目标说的是一套，现实说的是另一套。社会也需要改变？是的。社会需要做出的改变不仅仅是舆论的氛围变化，社会还需要在制度结构、法律体现出的价值、正义与公平的标准上有所改进。前者由人人而来，后者关乎人人，自然也关乎人和社会的优雅和美德。
　　倘若追求优雅和美德是个体致力追求的目标，是个体生活本身的话，内心的坚持和实践尤为可贵。
　　在社会环境尚不鼓励在诸善间选择时而选择更善的人们，是值得我们向其致意的，同时，值得将感激存于我们的内心。
　　在社会环境尚不鼓励在诸善间选择时而鼓动他人以更善为选择的首要且唯一目标是恶，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