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霍君的小说《情人像野草一样生长》
　　李宝林
　　怕是与霍君长期有病有一定关系吧，霍君的小说多写病和病态，多写病态的故事、病态的人，就连她小说的语言和意象也都充满病态的美感。
　　有一位评论家解读霍君的小说，用“诡异的叙述”的视角进行剖析，自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只是表面地解读了霍君和她的作品。或者说只是解读了霍君作品多层面的部分层面，而更多层次的东西远未触及。我觉得对霍君和霍君作品的全面准确解读，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病态”。即：通过病态的心底观察，以病态的语言为工具，写病态的人和事。
　　我们这里所谓的写“病态”不是贬义的。它是一种创作思想和方法，是一种意识，是文学的一个潮流。
　　霍君身体多病。这或许是她小说创作“病态”味浓的重要原因。她一年四季很少不病，每当见面或打电话，总是听她说病着，痛苦着。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自己的病痛“在四年的时间里，和我打持久战，一点一点地变得强大起来。一点一点地露出狰容。使我再也不敢小觑它的存在。历经了由最初的轻蔑到恐惧的情绪上的转变。是啊， 绝对已经是惊恐了。在这场长达四年的战争中，我成了彻头彻尾的输家。疼痛，打败了我。我败得颜面扫地，败得服服帖帖”。
　　我常常想，这样的病痛不会不给作家的作品带上“病”的痕迹。就是在这样长期的生理和心理的病痛中，霍君创作了她的《芝麻村里的芝麻事》、《情人像野草一样生长》、《我的影子丈夫》、《狗日的叔叔》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我们来看看作者在《情人像野草一样生长》中那些病的人物和病的故事吧。
　　这是病着的令人窒息的村庄。“一个人在村东头打了个喷嚏，住在村西头的人都能听见”、“冬小麦在地里睡着，村里的人们醒着”、“村子上空徘徊着的不仅仅是云朵，更有众多的耳朵和眼睛”。村里的人们更是病态百出：“把身子像烙饼一样，摊在炕头上，舒舒服服地煲着自己的老腰”的奶奶婆；“嘴巴里含着毒汁的”婆婆；“像一眼深井，扔一颗小石子，今年扔的，要明年才能听见清脆的水响”的妹妹；还有“有两套肠子”的母亲。我想，作家笔下的小村是作家生活过的那个小村，更是作家心灵梦幻中的小村，是作家心灵中的局促与仄狭与病态的折射。作者用她那细腻而略带忧伤的叙述，塑造了一群病态卑微的小村女人的鲜活形象。这些生在乡下，长在土地角落上的底层小人物，诸如高丽丽、母亲、婆婆、奶奶婆、妹妹等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充满病态特征的现实农村的小人物画廊。他们渺小、自私、卑贱、甚至丑陋，广受疾病和痛苦的折磨，在社会的潮流中活的艰难、穷困和不幸。他们是作家笔下虚构的人物，同时也是真实的、具体的，是作者病的肉体和灵魂深刻的反映与再现。
　　谈到写作，霍君在一篇《用坚硬包着我的柔软》的文字中写道“我曾经被生活伤害，我是个太容易受伤的人。最先伤害我的是母亲。母亲太多的泪水化作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把一颗年少的心割成一片片的，晾在岁月的台阶上”。这，让我们看到了因母爱而造成的深层内心世界的累累伤痕。在高丽丽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生活最底层的女性的可悲命运。无论母亲、奶奶婆、婆婆，还是妹妹、小可，他们都是高丽丽，是高丽丽不同生命阶段的复制。
　　文学评论家李进超曾论述了霍君的小说创作，说：作者“通过对人物角色的互换与颠倒，无情的起诉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令人深思；而作者对无常人世的思索，也呈现出了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独特的解读，表达了对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现实世界的质问”。“霍君的这些作品，在奇幻诡异的色彩中，寄寓了讽刺的意味和批判的意识，同时也带给读者一种惊悚刺激的阅读感受。”这样的评价是十分准确恰当的。霍君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怪异、荒诞和残酷的、充满病态美的现实世界。
　　记得自己曾经在《海子的诗》的扉页上写下了如下文字：“世上所有正直的作家，都是在掏出有病的心脏，说出里面的疼痛。我们既然面对的是病的世界，更应该面对病的自己。作家既然已经承受了病的痛苦，更应该得到病的欢乐”。我想，用它作本文的结束语，送给霍君和霍君的作品是最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