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近日，方知有竹书纪年事。史学上这么重大的一部文献，之前，我竟然不知它的存在。很是惭愧，深感羞耻。究其责，盖因我的无知，读书的寡少。可见自己在这方面知识的不严谨，不系统。好在还有圣人的名言给自己聊以排解。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呵呵，知耻近乎勇嘛！
　　急功近利之下，赶忙下载了方诗铭、王修龄等先生的 《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的pdf书，来“恶补”、“火补”一番。
　　竹书纪年，相传是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记述及记载多与传统正史记载有所不同，但是却与甲骨文、青铜铭文的记载相类，因此，更具有可信性，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史料。
　　《竹书纪年》，是西晋太康二年汲郡（今河南卫辉）盗墓人不准（音：biaozhǔn)）发现于魏安釐王冢的，里边出土了40车的竹简。当时由学者们进行了整理，里面有《穆天子传》等一些著作。其中还有一部著作实际上是按年代来编排，把大事记载下来，就像是编年史。学者给此书起名叫《竹书纪年》，凡十三篇。故亦称《汲冢纪年》。
　　自晋代出土以来，《竹书纪年》原本竹简已经亡佚，而晋人所作的初释本、考正本也散佚，宋明时期有今本竹书纪年，但是经过清代学者考究，证明是伪书。清代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三人先后辑录竹书纪年，得到古本竹书纪年。而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等人在这个基础上，加以考证，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是较为精细的本子。
　　这部早于孔孟，更早于司马迁的文献，对尧舜时期的一些史实应该是更直接更真实地反映。但是它的记述不但与“正史”有差异，还与孔孟儒说截然对立。比如《竹书》上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尧舜都是远古的圣人，他们把自己的权位用和平的方式往后传下去的禅让制度，是孔子、孟子特别推崇的，后来又被司马迁写入“正史”的《史记》。但《竹书》的记载不仅没有什么禅让，还是暴力夺权。
　　 譬如，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这样一来，不仅儒家自孔、孟以来所歆往的尧让舜禅的圣道理想要落空，伊尹、太甲那样的君贤臣忠的人治理想也会变得与后世王莽、曹操的情形别无二致；商伐夏是用了阴谋的，而文王、武王伐商的动机也同样可以被怀疑为借攘除“独夫”的名义以报私仇，而孟子所竭力鼓吹的汤伐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的幻梦也终究要变成一场笑谈。所以，此书若被取信，将不仅是以《尚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上古史要被怀疑，更重要的将是以儒家诠释过的经典为教本的封建伦理的动摇。但这也并不是说儒家曾有意的篡改古史。近世有蒙文通先生的《古史甄微》一书，认为中国文化曾有三系，即齐鲁、三晋和荆楚文化，儒家文化正是以齐鲁为根据地，《山海经》、《楚辞•天问》是荆楚文化的代表，而《竹书纪年》则是三晋文化的产物。这三系文化有不同的发源，其对上古史的传说也不相同。只是后来儒家文化成为统治思想，才显得其他文化的说法是怪妄而不可接受的。
　　窃以为，中华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三江固然同源，但还有集小溪以成大河之说。华夏文化流传数千年经久不息，有其主流，也有其分支。上源有小溪汇成的大河，下流也有大河的分野。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部《竹书纪年》本身后来却亡佚了。《唐书•艺文志》既然收录了此书，那就说明唐时此书还是存在的。因此前之有杜预引之以注《左传》、郭璞引之以注《山海经》、郦道元引之以作《水经注》，后之又有刘知几引之以作《史通》、李善引之以注《文选》、司马贞引之以作《史记索隐》、杨士勋引之以作《谷梁传疏》，不唯如此，北宋王存作《元丰九域志》、南宋的罗泌作《路史》，也都引到了这部书。这么说一直到宋朝，至少是北宋，这部书还是在的。可是与罗泌同在南宋的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就没有收录此书，高似孙的《史略》中虽然提到了这部书，可是从他的叙述看来，他并没有见到这部书。因此王国维说此书亡于“两宋之际”的说法应当是可靠的。
　　往后，我的案头又多了这样一件宝物。我那“钻死牛角”的功夫不就又多了一件利器了。
　　如此看来，作为中华传人的一份子，连自己的家珍都心中无数。岂不是不肖的子孙，大大的败家子？
　　今后，我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