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夫杨武屏去世于一九九六年公历五月十一日七时三十分。终年六十二岁。
　　大姐夫的离去除了使人感到悲痛之外，还给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他本不应该死，如果没有其它意外的话，他至少还可以活到现在。他是被庸医误诊而失去了生命。
　　在他去世的前二十天，他是因为肺部不适引起咳嗽而到县医院就诊。自己跑着去跑着回，白天输几个小时液体，吃饭睡觉仍在家中。输液输了几天，不但不见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一天夜里竟然引发脑梗，这一下就只好住院治疗。主治医生是县医院的权威医生，姐夫和家里人都很信得过他，对他的医疗水平没有丝毫怀疑。他本人也说得满有把握。我外甥从部队回来探望他父亲病情时，询问是否需要转院治疗，他说得很自信，轻描淡写地说：没问题，这类病我治好的多了。于是，我外甥就很放心地回部队去了。没过几天，病情恶化。这时他才把公司医院医生孟彪找来会诊。孟医生来后首先询问是否检查过血糖，他才似有所悟，立即检查血糖，果然血糖指数特高。天哪，现在才想起查血糖，岂不误了八辈子？一个主治医生，一个高级主任医师，居然在给患者用药之前不全面掌握病人身体的基本情况。给一个糖尿病患者往血管中接连数日输葡萄糖，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这和输进毒药有什么区别？难怪病情越治越重，一会儿一个变化。到后来，心力衰竭、尿毒症、肾功能衰竭一种种怕人的病症接踵而至。这时候这位主治医生大概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方知已无力回天，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说病人没救了，准备后事，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我一听如五雷击顶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此时，我该怎么说，又能说什么呢？而坐在我面前的这位道貌岸然的主治医生看不出有丝毫的愧疚和不安，语气十分轻松坦然。表现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不知道他是故作镇静还是就有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我瞅着他，心头的怒火腾腾腾地往脑门上窜，真想上去揍他一顿。但我还是忍了下来没有那样做，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一个医生视患者的生命如草芥，把用药当儿戏，把从自己手里失去一个生命，看得象作错一道数学题那么简单，简直太可怕了。
　　面对生命垂危的姐夫，我心如刀剜，欲哭无泪。一个多么好的人，一辈子与人为善，办事说话谨小慎微中规中距，在垣曲县人民银行当了三十多年会计、会计股长、工会主席，从未和人红过脸，闹过矛盾。每天他经手的金额成千上万但从未贪占过一分钱，经历了那么多运动从未因经济问题犯过错误，挨过整。也曾有人枉想找茬寻事，但却都是无果而终。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完美得再不能完美的人。他那里得知一步不慎投错了医，竟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他是多么留恋人生，因为他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他有一双很满意的令他骄傲的儿女。他已经熬过了他人生中最艰苦的岁月，应该颐享天年了。他生怕失去生命，几天前由于他已丧失语言能力，用颤抖的手给我写了一行字：我有生命危险吗？由于我轻信医生的话还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不会有生命危险，请他放心。谁能料到几天后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欺骗了一个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吗？而且是自己至亲至敬的人，真是罪过啊！
　　他在弥留前的几天，症状特别恶劣。不停地大口喘气，一口接着一口，陪侍的人看得难受极了。女儿、女婿和亲戚们日夜陪护，个个身体不支精疲力竭。再到后来眼看病情危急朝不保夕，淑伟和亲戚们都要我说话，说她爸爸活得太痛苦了，不忍心再看下去，要我发话放弃治疗，赶快回家。我何尝不知道应该这样做，只是我觉得志伟还没回来，想着他回来后见到的他父亲还是一个活人，尽管是在弥留中，而不是一具停放在厅堂的遗体。那样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会发疯，他会找人拼命。另外，我还有个特别愚蠢的想法，总想着奇迹能够发生。其实这是多么荒唐、多么不切实际的想法。淑伟的哀求使我百爪挠心，我下不了这个决心，这句话太难出口了，太难了。然而最后我还是同意了。因为客观事实不允许我再犹豫下去。
　　生命也是很顽强的，姐夫一直顶着回到家后才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随行的医生立即在他胸部施行按压抢救，但已无济于事。
　　姐夫的去世给这个原本很幸福的家庭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姐夫刚安葬，大姐因经受不了如此沉重得打击，脑血拴发作住进了康复医院，再也不敢进县医院了。尽管抓紧治疗，总算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一条性命，但是却影响到她的下肢不能正常活动。之后的人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每天脱离不了有人侍奉。女儿淑伟因此不得不放弃本来很不错的工作，提前办理退休照料母亲。
　　姐夫的去世显然是一起医疗事故，主治医生逃脱不了他的医疗责任。他如果尽职尽责而不是马虎大意敷衍凟职，退回一百步说，他只要是按一般常规步骤去施治、去检查。也不至于连患者血糖高这样最起码最基本的情况也不掌握。不掌握这些情况怎样去治疗？怎样去用药？那时候的糖尿病对一个患者来说也许还不了解，但对一个医师来说就不能不清楚。
　　电视报章上时有报道医闹事件，患者家属找医院麻烦，拒绝拉走遗体大吵大闹，有的把灵堂设在医院，有的大打出手，有的甚至将医生杀死偿命以泄愤。此类现象有的人或许不理解，但是我理解。是姐夫的死改变了我对这类事件的看法，这个庸医给我姐姐一家造成的灾难，如果子女们稍失理智，就可能酿成大祸！我外甥回来后见到他父亲挺放在厅堂中的遗体，果然如我所料，象一头发疯的狮子，捶胸跺足大喊大叫痛不欲生，他要找给他父亲治病的主治医生去拼命。
　　他是一位部队的高级军官，面对活活屈死在医生的医疗事故下的父亲遗体，怎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家里？发生在他至亲至爱的父亲身上？
　　在很多人的劝阻下，我的外甥终究没有去找这位冤家医生去理论，他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人，他应该比一般人更具理智，因为他是一个将军。冷静下来以后他还是选择了宽恕和忍让，他不是没有能力去惩治这位杀人不见血的医生，也不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使这位医生认错服法，但是他没有这样作，因为，他要的是他父亲的生命，既然他的父亲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还在乎他的赔偿吗？还在乎如何去惩罚他吗？还有必要采取极端手段而去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吗？就让他一辈子去接受良心得拷问吧。而他自己暗暗吞下了这枚苦果，但是这却在他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了永远无法敷平的伤痛。事后的很多年他每当提起这件事，提到县医院，甚至提到垣曲县，他立刻就会怒形于色痛心疾首。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今天又重提此事，写下这段文字把它贴在网上，不是为了要挞伐这位医生，也不是为了渲泄胸中的积愤。而是告诫世人，尤其是为人医者，对患者一定要抱有仁心，抱有爱心，抱有高度的责任心，在给病人治病之前一定要做全面检查，掌握病人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对症施治。如果技术力量或者医疗条件不行就以实相告，请人家另想办法，不要为了赚钱或者怕丢面子，不行装行，不懂装懂，延误病情，铸成大祸。千万不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2012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