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宝林
　　
　　
　　
　　 1999年，组织上派我去史各庄乡孙庄“包村”。那时候，我在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室任主任科员。对我来讲，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历练和转折。
　　记得出发前一天傍晚，单位的一个同事通知我，明天上午去宝坻影剧院开会。我没有问会议的内容，觉得无非是领导讲话，讲啥听啥，还不是都是一样，就随口答应了。没有想到是单位决定派我去孙庄“扶贫”。
　　第二天去开会，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会议是全县扶贫动员大会，会议开得很长，虽不出我的意料，但会中不许人离开会场确难以理解。会议一直开到了中午12点半才散，被告知在宾馆已经为所有与会人员安排午饭了 。我去宾馆吃饭，吃的是一种大菜饺子，萝卜馅的，味道还不错，我吃了三个。
　　 第二天，单位安排陈仲章主任送我去孙庄。仲章主任是代表联络室主任，我的直接领导。记得去孙庄那天大风，风将四周的树叶都刮的乱飞。风打到人的脸生疼，睁不开眼睛。树，村庄，土地，柴火叶子，树枝子，一切都在风的吹打中摇晃不定，正像我那时的心境。我们找到村里的书记家，家里人说去开会去了，没有在家。找了一阵没有结果，只有回来。
　　 “下派帮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无奈的状态下开始的。记得当时还有一两天就该过年了，我们被告之节后初八正式到岗。
　　过了年，初八我去上班，那天天下着大雪，我骑了自己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到史各庄乡政府去。雪不大不小的已经下了一整夜，到了早晨的时候仍然没有一点要停止的意思。等我顶风冒雪到了乡政府门口时，竟然冒了汗了。此刻，乡里人还没有上班，办公室里也没有人。后来，我被让到一位副书记的房间里等候。那副书记才刚刚起床，边对了墙上的镜子刷牙，边与我搭讪。等到见了乡里的领导才被告之，初十正式上班。我只好怏怏回去。
　　 初十，我再去乡里的时候，人们都已经开始真的忙碌起来了，与初次不同，我随由一副书记带队的一支工作组进入孙庄。那天，地里的雪稍稍有些融化，自行车扭扭捏捏地走在泥泞的土路上有些光滑。我们好不容易进村，正赶上村里的村民代表正在开会，商量土地延长承包期问题。
　　 会议在临街的一个农户家进行，屋子里挤满了人。充斥着烟叶子燃烧后的烟雾和奇怪的难闻的气味。大家鸡一嘴鸭一嘴，讨论着。公说公的，婆说婆的，最后，没有结果，一哄而散，不了了之。全村共四个队，土地不均，一些人想乘机全村调整土地，而更多的是想维持现状。加上历届村班子遗留的房基地问题、计划生育问题、村办企业托欠帐问题等诸多矛盾混杂其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
　　随后，我们先后召开党员会议、群众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方案，结果还是不尽人意。
　　 我们下派的联络点就定在这家。这家养了十几只鸽子，无论是飞翔还是吃食，都雍容可爱，一副副美妙天使的模样。每天，他们在院子里不停扇动着乳白的翅膀飞翔，或是在咕咕地与你自由交谈着，如同美的化身一般。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孙庄当村“官”生活。我在机关单位一呆二十余年，初到村里，工作缺少经验、不了解基层情况，需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应该说是困难不小。村里的群众叫我“副书记”，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咱们村有村长，有书记，就是没有副书记，你又说了算，不叫副书记叫啥？听起来满有趣的啊。
　　开始进村就碰上土地延包，群众意见不一致。问题最大的是四队。人均耕地少，困难户多，情况最复杂。我们决定就从四队着手，解决问题。但是，始料未及的是我们第一次召集四队的群众代表会议就没有开成。几名群众酒后乱嚷乱叫，把会给搅了。
　　 那天晚上，我想着村里的事情，躺在床上睡不着。做梦都是与村子里有关的事情。我从被窝里爬出来，把有关延包文件读了一遍。我发现我们的工作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文件规定村里无机动地的，延包时不再留机动地，而我们村原本就没有机动地，这次却要留出5%的机动地，违反了政策，当然群众不满意；二是文件规定，土地延包原则上在队内进行，不打破队与队的界限，而我们总是想对全村土地进行大调整，这又不符合文件精神。群众多年经营，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一旦大分，怎能无意见？既然村里的群众90%以上都反对“大调整”，我们又为什么逆水行舟呢？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说了，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及时调整了延包工作方案。结果延包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最后剩下的十余户要求大调整的户，经过我们逐户耐心细致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也在延包合同上签了字。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思路，正确把握了工作的大方向，从而使我们村的延包工作顺利完成。
　　 村里的低压线路早就该改造了。最早的线路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线路老化，漏电严重。有了解情况的老人介绍，在总共70余棵电线杆中，有13棵是从潮白河河堤上砍伐的榆树树干接成的。我逐个去看了，那些所谓的电线杆只有胳臂粗细，北风吹来，摇摇欲坠。老百姓从底下经过，总是提心吊胆。今年，国家增加了投入，对全国农村电网进行改造，我们认为这是难得的机遇，抓住机遇改造村里的低压线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找县供电局的领导，找乡电业所所长、书记，积极争取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线路改造需要资金13.5万，其中5万元由村里自筹。我们按照政策向村民每户收取150元后，尚缺6000元。怎么办？我们采取催要欠帐、求电业所支持，解决了问题。
　　 记得当时是七月份，天气炎热，酷暑难耐，我和村干部、电业所的师傅们跑钱、找人，忙里忙外。到了年底，忙的不亦乐乎，累的不亦乐乎。村里家家的电路终于改造完毕，街上新装的路灯亮了起来，全村的男女老少那个高兴啊。他们自愿组织了秧歌队，敲锣打鼓，庆祝这美好的时刻。在锣鼓声中，我也和孙庄人们一起，共同享受着这份幸福与欢乐。
　　 村里原有一个陶粒砖厂，多年来，外欠砖款达50余万元。沉重的债务负担压的村里喘不过气来。显然，催款要帐还债是解决全村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我们先后找车派人到北京房山、大兴等地去寻找债主，催要欠款，与北京某法律事务所、讨债公司咨询讨债事宜；我们积极争取各级领导的帮助，借关系讨债。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共追回欠款28000元，为全村工作，特别是低改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要帐苦。俗话说的好，欠账的是大爷，借钱的时候是孙子，等你想要钱的时候，就成了爷，没门喽。记得我和村干部一起霍各庄乡去陈家口要帐，债主新盖的四间大瓦房，大院落，就是说没有钱。说死说活，磨破了嘴皮子，好容易到了中午才有点松口，说过了大秋有几千块钱再还。话还没有说完，那债主的妻子从房间里就冲了进来，破口大骂。我也烦了，让她出去，她不出，反而拉我，顺手掐破我的胳膊，顿时，鲜血流出……
　　 真是结局有点惨。后来有孙庄人编了顺口溜，说村里要账这件事，其中两句是“孙庄外欠真不少，老李要帐反被挠……”。
　　 我下派孙庄一年，去掉节假日，准确的讲不足十个月，再减去单位有事，自己有病，去乡里开会办事，那剩下的时间更少了。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自己却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知道，我与这个小村庄今生今世有着不解之缘。
　　 包村期满，我回到了机关。孙庄的书记、村主任和群众代表做了一面锦旗来看我，看望领导同志。我十分感动，心里热呼呼的。我知道，锦旗上的“人民公仆，心系群众”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那些为群众办实事的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