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君
　　三木子是李宝林的笔名之一。和“李宝林”三个字比较起来，三木子更具有诗性，也更加丰富和茂盛。所以，我和我们这一群或多或少与文学有点关系的人，更愿意称呼李宝林为三木子。拿到三木子同学的诗稿前，我错误地以为他的诗歌奈何不了我，但很快我发现，他的诗歌暗藏机关，一柄柄小利剑会从机关里发射出来，割伤我的肌肤还不罢休，直抵我的最隐秘最核心的魂魄。于是，我痛了。
　　但是在具体地陈述我的痛感之前，请允许我伸出所有的手指，尽量地捂住魂灵的痛点，先说说三木子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中年男人太久了，久到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存在着了。他的身份是一个比芝麻粒大一些的官员，但是这颗芝麻放在一个不大的地方，足可以有作威作福的资质了。说说官话，打打官腔，迈迈官步，也不能说是跑偏吧。三木子同学偏偏没有往这方面成长，呈现给大家的永远是一副萌翻了的诗人气质，谦卑恭顺，见了谁都乐呵出一脸皱纹。如我之无名鼠辈，当面称呼他三木子同学，脸上也会菊花灿烂。也算是抚平了曾经被升了官的友人训诫不可随意称呼之痛。然而，他的肉身所呈现只是局部的，平面化的，并不能构成他人格的全部。他一定觉得人所能见的二维世界是轻的，而他的内质的东西过于厚重，这份厚重你不懂，也不屑于让你懂。这时，诗歌微笑着走向他，将密码写在他的掌心，说来这里吧，我懂你。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掌握了诗歌密码的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与诗歌达成终身的契约关系，彼此相守，恩恩爱爱。在诗构建的立体维度里，我们的三木子同学亲手除去身上一层一层的包裹，将婴儿体的自己从伪装里拎出来，谈一场《小鸟和高粱的爱情》，发表《电大学员》的演讲，然后《站在地球上》用太阳的光芒焊接理想之塔。这些浸着湿漉漉美好憧憬的诗出自八十年代初期，如年轻的玉米籽粒那样饱满，构成它们的是青春的荷尔蒙，以及对未来场景无限制的想象。尽管汁水丰富，确是离着籽粒成熟还需要假以时日的捶打。这是一个饱满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绕不过去，也没有捷径。它们是稚拙的，亦是可爱的。在这个捶打的过程，初作为父亲的喜悦也参与进来，人间烟火的味道愈来愈霸气地侵占一颗诗人的心。籽粒在第二辑里开始成熟，三木子晾晒的却不是丰收的成就感。他晾晒的是《烛火》里的孤独，《冬夜之梦》里带着暖意的绝望，晦涩难懂的《人生故事》，透视《肉体》试图进行对人生的读解。甚至解构《死亡》，怀疑自己究竟是《鼓皮》里的纸人，还是躺在病房的《患者》，亦或是《垂钓》里的那条鱼。再后来，许是官做得稍稍大了，有了许多搭公车搭公事外出的机会，许多让人馋涎欲滴的地名和景区在第三辑里风骚无限。
　　死亡。天堂。鱼。诗人就像一个潜泳者，他潜入自己思想最隐秘的深处，反复寻找这些词汇。当诗人的手把它们捧到阳光下，它们就结晶成了自由与忧虑。好了，现在我想松开捂住痛点的手指了，把我的痛指给你看。借用一下形容卡夫卡的话，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卡夫卡，然而生为卡夫卡却是不幸的。这句话用在三木子同学的身上就是，生为三木子，其实也是不幸的。不幸的造成是因为诗人的不快乐，只有从诗的屁股底下才能揪出诗人不快乐的尾巴。这条尾巴上爬满了善良和悲悯，它们不安地蠕动，焦躁地冲撞，试图寻找生的价值，死亡的意义，反复论证疼痛与疼痛的距离，美好与美好的尺度。诗人是固执的，在这个只有他一个人的既阔大又逼仄的空间里，他手执诗歌拧成的鞭子抽打自己的魂灵，用最严苛的刑讯逼供方式，向自己要一个永远没有结果的结果。陈旧光影里依旧新鲜的恋人，淑娴静雅的妻子，包括他自己，谁也挽救不了他。诗人的纯粹，诗人的倔强，让他时刻保持着警醒，不向混沌的现实作出丝毫的妥协。就像他以戒酒的名义，用一杯清茶和所有伸过来的酒杯抗衡。他紧紧地攥着诗歌密码，在诗歌外微笑，在诗歌里痛苦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