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坻是袁黄思想理论形成和实践的宝地
　　
　　袁黄一生，是不断立命、改过和积善的一生。他勤学善政，廉洁奉公，著作等身。政治、宗教、军事、教育、农业、水利、天文、历法、医药、术数，文学等无不精通，著述多达二十多种，还编辑刊刻《嘉兴藏》的最早倡议者和推动者。其中，他最为著名的著作《了凡四训》，从性质上讲，它就是“家训”或称“诫子书”，是袁黄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反映。中国古代家训很多，极为普遍，但《了凡四训》却由于它的独到，厚重和巨大影响，脱颖而出，得“第一劝善书”美名，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中国传统历来注重家庭教育文化的传承，《礼记·大学》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础在齐家，有家才有国，家国情怀，家永远是社会和国家的基础。袁黄《了凡四训》的意义在于既与此相承，而又青出于蓝。换句话说，就是《了凡四训》的思想理论，较之前人，更具思想深度，影响广度，更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袁黄的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家庭思想文化传承是多代累积形成的。他的思想理论是在宝坻形成并投入实践的。可以说，如果把宝坻之前的袁黄比作孕育期，那么，宝坻就是了凡思想理论的成熟期和实践期。
　　袁黄思想理论是在不断发展中形成的，《了凡四训》系多年创作，累积形成，却融儒、释、道三家于一体，浑然天成。
　　《了凡四训》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
　　第一篇《立命之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说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说白了，就是一段故事，引读者入正题。
　　第二篇《改过之法》进入主体部分。首先指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行善先须改过，改过先须修心，要有羞耻心、敬畏心、勇猛心，要以古圣先贤为榜样，“见贤思齐”，如此，没有不能改之过。然后介绍各种改过方法，最重要的是从根本断绝，所谓“过由心造，亦由心改。
　　第三篇《积善之方》是“劝善”的正篇，是了凡四训重点，是核心部分。首先根据大量事例，说明《易·坤》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的必然性。然后要求分辨真善与假善、端善与曲善、阴善与阳善、是善与非善、偏善与正善、半善与满善、大善与小善、难善与易善八对概念，学习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师长、爱惜物命十种善行。
　　第四篇《谦德之效》认为行善之后获得福报，容易骄傲自满，产生懈怠。是了凡四训的花。举例说明《尚書·大禹谟》称“满招损，谦受益”的效果。
　　四篇文章，各自独立，却浑然一体，但其成书却历时很久，多年多次累积而成。其于宝坻完成的改过篇，积善篇，是了凡四训的重点，是核心，袁黄的明代思想家的地位和价值于此确立。也就是说，宝坻是袁黄善文化思想理论形成的关键所在。即，宝坻时期，促进了袁黄思想理论的形成，又给袁黄提供了将自己的思想理论付诸实施的舞台场地。成全了他的思想理论的伟大成就。袁黄在前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创造和发展，结出了丰盛的果实。后人将《了凡四训》尊称为“劝善第一书”是丝毫不过分的。有人说，这句话不准确，应该是“第一具名善书”。我认为，其不过是认识太迂，太过保守，过于“学究”化了。我们说《了凡四训》就是第一善书，《了凡四训》无论是从思想的深刻性，理论的系统性，还是社会影响的广泛性上讲，它都是无愧于第一善书的称号的。
　　袁黄所在的明朝清初，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也是明代大势已去，清代初兴改朝换代之关键所在，社会又一剧烈转型期。社会之黑暗，人性之邪恶，已经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袁黄《了凡四训》第三篇《积善之方》特别说“吾辈处末世”，已隐晦指出这种现实。袁黄就是这样一个大浪淘沙时代应运而生的冲浪者。正如劳伦斯的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所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产生了周延儒，王振，严嵩这样的奸臣贼子，产生了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等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也造就了一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如王守仁，李贽（zhi），袁黄。可以说，袁黄完成了对中国善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确立了他的中国善文化思想史之集大成者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阴阳以对方存在为前提。向善之心的形成，向善之风的形成，存在多方面条件和因素，恶的存在是善的产生重要的前提。了凡思想理论的产生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大的环境相对应的。善恶是一对矛盾，也是对立统一的整体。既然有“善”，就必然有“恶”！既然有恶，必然生善。“劝善文化”应运而生。不仅儒家有，释、道二家也有。儒家无须多说。释家有著名的《劝善经》，敦煌藏经洞出有至少三十件左右，可见流布之广。道家劝善经典更多，《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合称“三圣经”，为其最著者，明清颇为流行。而融合儒、释、道三家“劝善文化”的传奇小说“金瓶梅”“续金瓶梅”“三言二拍”“姑妄言”，自明末问世以来，影响很大，更成为人们常读之书。同时，还产生了《了凡四训》善思想理论，产生了“当官功过格”等许多修身养性自律自觉的方法。
　　教化教育自然十分重要，但只是其中一方面。从地理决定论上讲，善文化的实践和传承，与袁黄来宝坻，宝坻民风醇厚，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宝坻是块宝地，更是袁黄的福地。很荣幸，宝坻这块沃土，参与和成就了袁黄和他的思想理论的形成，并投入到宝坻的实践，助力其成就果实，最终使了凡四训成为中国第一善书，确立了袁黄成为明代代著名思想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