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屯垦史略谈
　　
　　李天银
　　
　　 我国屯垦始于秦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36年（公元前22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由此说明早在公元前211年秦代就开始从内地迁移三万户农民到河套地区一带进行屯垦实边，筑城防守，开荒种地，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屯垦。秦始皇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统一者，而且是我国屯垦的创始人。
　　历史上的屯垦最早是为了解决粮食的远距离运输问题，实现军队远征时粮食所需，进行就地种粮而采取的一种军事策略。
　　 从秦朝以后，历代政府都把屯垦屯田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和繁荣国家、稳定边境的重要措施。汉武帝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兴盛时期，高度发展的经济和开明的政治产生了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强烈愿望，开辟中西交通就是汉武帝的一个伟大决策，这就是历史上所称著名的“丝绸之路”，为此，大将卫青、霍去病打通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为保护商路的畅通，沿途设立兵营屯田据点。《晋书*全货志》卷26载：曹操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即为此事，由此可见，河西走廊屯垦最早始于汉朝。《汉书*西域传上》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说明汉武帝时代河西走廊已开始大规模屯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文帝时，大臣晁错就曾建议“徙民实边”，即迁徙内地百姓去边疆落户充实边疆人口。汉武帝时，赵充国建议“屯田”于边防，戍卫与垦耕并顾，既可自力更生解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又可使兵力在守防时亦务农，亦兵亦农，不浪费人力，实现一举两得。
　　汉武帝不仅在河西走廊设立了屯田据点，还在新疆乌鲁木齐等地驻扎了营盘，《汉书*郑吉传》记载：“太尉四年（公元101年），汉武帝在李广利征伐（大宛）之后，初置十多尉，屯田渠犁（今库尔勒附近）”。又据《汉书*西域传》总序说：“轮台（今乌鲁木齐附近）渠犁有田卒百人。”可见汉朝的丝绸之路上已遍布了屯田军队，出现了屯田的“田卒”，管理屯田的“农都蔚”、“农田令”等人员，这在敦煌、居延出土的大量汉简中均有类似的记录。
　　 “田卒”就是屯田的军士，“屯田”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军垦（农垦），不过历史上的屯田大多是由兵士担任的，及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一手拿枪，一手扶犁，实行军民一体化。
　　三国时期屯田制逐步确立，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钱粮收入来源，也解决了屯田军民本身的生计，屯田成为国家制度，实现了屯田土地国有化。《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关于曹魏兴办屯田，史书记载较多：《三国志》云：“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魏书》记载：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屯田给曹操的成功统一北方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提出屯田制度的是曹操麾下的枣祗、韩浩，而实行者包括任峻和曹魏时期的邓艾等。曹操与他奠基的曹魏政权整合军屯与民屯，在各地设立田官专门负责屯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击败了颍川汝南的黄巾军，夺得了一大批耕牛、农具和劳动力。枣祗建议曹操利用这些农具，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全权负责屯田事宜。枣祗将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家所有，将招募大批流民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组，由政府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由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实施的第一年，就得粮食百万斛。曹操于是下令郡国都置田官，招募流亡百姓屯田。后来又接受枣祗的建议，下令军队屯田，北方地区屯田制得到广泛推行，屯田制的实施不仅恢复了北方地区英战争而破坏的农业生产，也安置了大量流离失所的人口，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隋朝，也十分重视丝路屯田，“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隋文帝曾令“长城沿线防军于长城以北屯田”。隋汤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亲临张掖下令垦荒，以确保丝绸之路畅通。唐朝为发展屯垦事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管理军屯和民屯的机构，此间河西屯垦事业有了空前发展 。据唐天宝年间统计，在河北之营田，河西道赤水至天山间共156屯。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朝从河西购进37.1万多石粮食，占全国当年购粮总数的32%以上。《新唐书·陈子昂传》记载武后垂拱年间，陈子昂巡视河西，时有98屯，占全国992屯的9.9％，其中辖区40屯，屯卒7.3万人，屯田50刀亩；民屯1.1万户，屯田约80万亩，共经营土地130万亩。河西“田因水利，种无不收”，“水泉良沃，不得天时，岁收20万斛”。《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武周长安元年（701年），凉州都督郭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广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时修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灌溉46.5万亩。天宝年间，辖区屯民户均屯田70亩，种粮63亩，亩产粮1.5石，户均产粮7800斤。河西呈现“牛马被野，路不拾遗”“仓库盈满，品械精劲，土沃物繁，而人富乐”的景象，唐代实施“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战略，在河西大兴屯田。实行“兵农合一”，是河西走廊历代屯田的黄金时期，现在所传“金张掖，银武威”就是这一时期河西屯垦事业发展繁荣的真实写照。
　　 隋唐屯垦事业的发展，为以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占据河西，全力屯田，“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岁无旱涝之虞”，“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真天府之国也”。《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以汉军屯田沙甘”（现敦煌、张掖一代）。翌年，“太原新附军五千屯田甘州”，“四川宣慰司都元帅刘恩率蒙、汉军万人，往征翰端，奉诏留甘州屯田，于甘州黑山子、满峪、鸭子渠等地立屯，屯户二千二百九十，屯田一千一百六十四顷，得谷二万余石”。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农田灌溉得到大力发展，据《重修甘镇志》记载：明朝张掖境内有引水渠110余条。《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记载：明朝张掖有灌溉面积11749倾。《甘州府志》记载：明孝宗弘治年间，甘、凉十一卫屯军7万余人。嘉靖年间，选精壮屯丁　2.5万人驻甘州各卫屯田，沃土连片。明朝从洪武到弘治（公元1488-1505年）派11万军队在河西驻防屯垦，屯田面积达20.6万余倾。成为自唐以来又一个屯田盛世，遂有“金张掖”之称。
　　清朝时，河西走廊屯田仍在发展，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政府采纳内阁大学士鄂尔泰建议，在嘉峪关以东肃州、甘州、凉州进行大规模移民垦殖。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嘉庆（1796-1820年）时“河西甘、凉、肃和安息共25.5万户”。国家设立了“甘肃督垦总局”，地方设置了“农务总会”，共同经营着河西屯事业，使河西走廊的屯垦屯田延续了数千年。
　　 由此可见，河西走廊的屯垦事业千年不衰，为丝绸之道的畅通和兴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西域边疆稳定和中西文化的交流留下了不可摩灭的历史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河西走廊的农垦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国有农场遍布祁连山下，通过70年的艰苦努力，在三代农垦人的不懈努力下，农垦事业方兴未艾，农垦的发展历史应予以深入研究，为我国农业发展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省略）
　　
　　李天银，高级农艺师，在农垦从事农业生产技术工作40年，获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工作者”，甘肃农垦“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全国农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突出贡献奖，甘肃省科技厅项目评审入库专家，农垦科技带头人。爱好写作，有作品入选《天马畅想曲*中国梦主题创作甘肃文学作品选》、《酒泉当代文学作品选》、《百家诗选》等。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酒泉市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文集《大漠星语》，散文集《情系黄花》，获第四届玉门文艺创作文学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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