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与阳光的赞歌
　　——纪念浩然逝世十六周年
　　
　　2008年初春，北京西郊的寒风裹挟着梧桐叶掠过病房。浩然——这位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命名文学天地的作家，带着他特有的质朴与矛盾，在病榻上悄然离世。十六年后，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凝视这个被时代浪潮反复冲刷的文学坐标，会发现他的生命轨迹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特殊年代中国文学的璀璨与黯淡。
　　 一
　　浩然的文学世界始终扎根于冀东平原的黑土地。1932年生于贫农家庭的他，幼年时赤脚踩过的田埂、收割过的麦浪，都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源泉。在《艳阳天》的创作笔记里，我们仍能看见他用铅笔记录的农谚：“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这些质朴的民间智慧，最终化作作品中老支书萧长春对天气的精准判断。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他记录下社员为集体利益让出最后一袋玉米的细节；在夜校的煤油灯下，他捕捉到青年社员眼中对知识的渴望。这些真实的生命体验，构成了他作品中永不褪色的底色。
　　浩然独特的创作方式更显现出与土地的血脉相连。他坚持“三贴近”创作法：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现实。在《金光大道》的创作过程中，他带着稿纸住进生产队，白天与社员同劳动，夜晚在煤油灯下写作。这种“在场”写作，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泥土的温度与生命的律动。他曾说：“作家的笔要像犁铧，既要深挖土地，也要留下真实的沟壑。”
　　二
　　浩然的文学创作始终与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艳阳天》中萧长春与马之悦的较量，实则是建国初期农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文学投射；《金光大道》里周忠老汉的转变，暗合着大变革、大跃进时期的思想逻辑。这些作品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
　　浩然本人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调整着创作航向。从早期的《艳阳天》，中期的《金光大道》，到后期的《苍生》，我们能看到他试图不断突破自己的努力。1979年创作的《西沙儿女》中，他甚至尝试用海洋题材拓展创作空间。这种在时代夹缝中寻找文学出路的努力，恰如他在自传中所写：“文学的根不能离开土地，但枝叶总要向着阳光生长。”
　　 三
　　浩然作品中的“集体叙事”在今天看来具有特殊价值。当当代文学日益陷入个体经验的迷宫时，《艳阳天》中展现的集体奋斗图景，反而显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那些关于农民、土地、粮食、集体利益的思考，在人类生存、粮食安全成为全球议题的今天，浩然的文学价值或者说是社会主义价值获得了新的瞩目。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言：“浩然笔下的麦田，不仅是时代的注脚，更是对永恒命题的叩问。”
　　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细腻描摹，构成了中国乡村变迁的文学档案。从人民公社的食堂到改革开放后的承包地，浩然用五十年笔耕不辍记录下的农村、农民、农事，他的作品就如同新中国农村的百科全书，为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样本。这种“田野调查式”创作，让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理解社会主义中国乡村的活化石。
　　四
　　浩然不止一次的说过，他是宝坻人。他对宝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他曾经几次来宝坻，寻根话源。家乡土地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让他动情。他走访宝坻石幢，“京东第一集”牌坊，书写火红的小靳庄，宝坻的土地上留下了他的深情足迹。晚年，他曾经有意落叶归根，魂归宝坻这片父母生存过的土地，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没有实现。这是浩然的遗憾，更是宝坻的遗憾。宝坻欠浩然一个道歉。作为宝坻人，我们有责任有决心有义务把浩然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的符号在宝坻叫响擦亮，让他成为宝坻精神的一部分，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使之深深植入宝坻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壤，结出丰硕果实。
　　五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望，浩然的文学世界如同被时光打磨过的陶器，粗粝中透着质朴的光泽。如果说他的文学有过困境，那么他的创作困境恰是那个时代的困境，是那个时代作家的集体困境，他的文学突破则是其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命突围。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会发现这位伟大的“农民作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泛黄的书稿，更是一种在大变革时代，一个作家寻找永恒星光的勇气——那是对土地的深情，对人民的挚爱，对文学本真的执着追寻。这种精神遗产，将在时光的长河中持续闪耀，如同冀东平原上的麦浪，永远向着阳光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