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春节算得上最大的节了，新潮的公历元旦新年也是比不上的，因为连政府机关在元旦也只放一天假，而春节法定的假期就有三天，还千方百计地调整工作日，以期春节能放上七天大假，好好地过个年。
　　
　　假是放了，可是，可以说百分之八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觉着过年——是越过越没意思了！我也这样地想，也这样地没意思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节。对春节美好回忆，大抵都留在了童年里了。这样一想，更是羡慕那一群群欢跳着的孩子们了。过年，也需要童趣。
　　
　　“有钱无钱，回家过年”，这是我们这的一句老话，但也年年岁岁都在讲着，一直地流传了下来。过年了，大人们总是这般那般地忙碌着备年货，贴对联，粘门庆（我们这农村里流行贴在门楣上的红福），简直是马不停蹄、脚不沾灰。最开心的自然就是撒欢地玩耍着的孩子了，因了大人忙得顾不上他们的不断犯错。在我离开奶奶到城里后，我最盼的便是回老家陪奶奶过年，除了我只把那间土屋当“家”外，村子里的过年才叫真正的过年。
　　
　　每年我们家都会是兵分两路，一路是爸爸带着我回老家村子过年，一路是妈妈带着哥哥与妹妹到外婆家过年。哥哥曾经对我说恨死了每次回老家都是我，而他却要在城里过着无味的年。在村子里，我可以尽情地享受捂上耳朵勇敢地用手捏着燃放“高起”（北方称为二踢脚），或用自制的铁丝架放那种自创的三炮连发的惊险游戏而不被妈妈呵责的乐趣；可以与小伙伴们随意地串门子拜年，只到口袋里装满了山芋角、玉米苞子、花生瓜子之类，再把各自弄到的最希罕的东西拿出来共享；最开心的是从大串的鞭炮上想法弄下几十个来，点一枝香，东边扔一个，西边炸一响，从村头到村尾；更逗的是弄了细绳拴了鞭炮在猪尾后面，炸得猪儿嗷嗷叫，夹着尾巴四处逃窜。要是逢到村里来了个舞狮子的，那就更是热闹了。狮子舞一家，我们跟一家，往往是把狮队送到了村口还要张望许久。其后的几天，家里的乱麻丝、破稻萝、旧床单就会变废为宝，装点些红的绿的布条儿，找两个牛铃，就假模假样地舞起了狮子灯，惹得大人们笑翻了天，也赚了一堆小跟屁虫们敬佩的眼神……
　　
　　有一年，我终于没有能够回到老家过年。敬畏着身为自己语文老师的妈妈严厉的眼神（那年考试实在是令她脸上无光），我无精打彩地翻着寒假作业，心情焦急万分：不知今年村子里的狮子灯会不会喷火，伙伴们不知能否做得了新的黄狮子了？天无绝人之路，那天家里来了客，原来是妈妈过去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学生来访。我偷偷跟他求了半天，他终于答应请求恩师让他带我到他家过年。他诚恳的态度让妈妈折服了，我，终于解放了！我没有试过在别人家过年，这是唯一的一次，原本是为了躲避城里那压抑的空气，但没想到，这里的乡村更精彩！
　　
　　腊月二十八，我发现他们各家都开始拿出家里阁楼上的一条条状如长条板凳似地物件，洗刷干净，送到一位村里“大问事”的家中。那里早有篾匠扎了一大堆的圆通通的竹框，还有人往上面糊着白色的纸，大桌子上面摆了几大箱红烛。第二天待我再去看，竟然那堂屋里活脱脱卧着一条彩龙，原来大年三十是要舞龙灯，啧啧，可比狮子灯要气派得多了呢。那年的三十晚上，我跟着这条龙，跑了三四个村子，一点儿也不累。我终于明白龙灯舞里的乌龙绞柱原来是要在中间放一张大木桌还加一把大木椅，并不是会轻功。我还纳闷为什么接灯的人家为什么在堂屋里低低地横上一根竹竿子，弄得舞龙的人恨不得都变成武大郎，好让点了红烛的火龙顺利钻过竹竿？那一晚上我的脸儿都是红通通的，不知是兴奋的，还是冻的。
　　
　　小城在发展，过年的花样也越来越多。参加工作后，每年春节文化活动都有我的身影，筹办春节晚会、举行灯谜竞猜、组织龙灯比赛……可是我没有一点儿兴奋劲，一脸的疲惫。过年，就这样渐渐淡如一杯白开水了，没有什么味道，但没有却又不行。今年单位每人发了一个硕大的礼花焰火弹，我苦恼着，放还是不放？唉，为什么那些年没有这样好的东西，为什么那些年那单调的“高起”却能让我欢喜着过上一个快乐而刺激的年，更别提手拥几颗能有三声响的特制“高起”了。
　　
　　今年，我想过一个有童趣的年，我想放“高起”！遍寻全城，我却再也找不着“高起”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