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文学”现象
　　
　　 继“伤痕”文学后，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开始把注意力从人与社会政治冲突的探索转向人与社会道德冲突的探索上来，一篇描写婚外恋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引发的关于文学与道德问题的争论硝烟未尽，另一枚重磅炮弹“性文学”又在本已热闹非凡的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上至《人民文学》、《当代作家》、《作品与争鸣》，下及地方各种文学刊物，无不被“性文学”所充斥；从老牌作家王朔、张贤亮、贾平凹到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不少作家都以作品赶趟为乐事。有刻意丑化藏胞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从中读者所看到的是母亲与儿子、父亲与女儿的乱伦行为、边防战士与藏族妇女的乱搞两性关系；有可喻为性犯罪教科书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从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二进宫”的流氓诈骗犯如何尽其勾引猎取花季少女之能事：与女大学生一见面就挑逗、二见面定约会、三见面就带她去喝酒，“不费多大劲”就使她脱了衣服，完成了她的“第一次”，文章对此的描写是何等具体而详尽。如果说这个大学生尚属不谙世事而落入圈套的话，那么另一个则是纯粹为了“开放”、“自由”而主动对男性投怀送抱。作品不乏女大学生对男性亲昵、挑逗言行的描写。别人敢写**的言行，我就敢描写做爱的细节。《废都》对文人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亚灿等三个女性**的细节描写简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如此，作家还首创（或至少是发扬光大）“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作者删去×××字）”的形式，在赤裸裸的**描写的同时，却故作含蓄状，在对读者进行感官刺激的同时，诱导读者的性幻想。只要你敢写，我就敢刊，只要你敢刊，我就敢评。于是，某青年文学杂志在某期同时刊载几篇有露骨性描写的小说；有一位作家连续发表几篇“……之恋”似乎誓要在“性文学”领域开辟“性天地”；有一位评论者捧之为“真正并且又纯粹写‘性’的小说。”作家的兢兢业业、杂志社的支持、评论界的推波助澜，使得“性文学”如雨后春笋班茁壮起来。
　　
　　 原以为，一时间“性”风骤起，是因为封建思想禁锢得厉害，文人以前写作需要涉猎这一领域又有诸多顾忌，长久压抑而最终物极必反的原因所致，宣泄过后终会回复平静，孰料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有趋之若骘的后继者。以暴露个人隐私见长的“小女人文学”逐渐成风便是证明。不仅如此，一些作家对性描写，八十年代还是战战兢兢的，到今天倒肆无忌惮起来。这纵向的比较更能证明今天“性”风日盛。以被誉为走在文学创作最前沿的作家张贤亮的先后创造的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青春期》为例。“食色性也。”觅食和生殖是人的最基本的生活本能。成作于八十年代初的《绿化树》以“食”为主题，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坎坷生活遭遇，其中也有性描写，但却写得非常含蓄、节制：“她敞开着棉袄的领口，我能看到她脖子和肩胛交接的地方。她的脖子颀长，圆滚滚的，没有一条皱折，象大理石般光洁；脖根和肩胛之间的弯度，让我联想到天鹅……此时，那种强烈的、长期被压制的情欲再也抑制不住了，以致使我失去了理性，我突然地张开两臂把她搂进怀里。……而她也没有挣扎，顺从地依偎着我，呼吸急促而错乱。但这样不到一分钟，她似乎觉得给我这些爱抚已经够了，陡然果断地挣脱我的手臂……”一个二十多岁的热血男儿，在喜欢自己的女性面前稍微放纵以下自己的情欲，遭到理智的拒绝后感到“羞耻、惭愧、悔恨、痛苦”“无地自容”，作品对性的描写无疑是十分节制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性饥饿的角度，再现了极左政治对正常人性的绞杀和扭曲，深化了灵与欲的冲突。即使是以“性”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对交媾的描写也是朦胧的、象征意义的：“几天后的夜晚，她的手给我导航，我的手宛如一叶扁舟，在黑黝黝的惊涛骇浪中游遍她全部的领海。波谷起伏。温暖的汪洋。从海底深处传来阵阵颤动，好象地球在我脚下飘然离去。但我又战战兢兢地发现：有雨雾蒙蒙的高山，有空气湿润的新大陆，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彩蝶在我意识中飞舞。”与前两者的主题不同，《习惯死亡》主要是集中地描写了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生与死这两种生命形态中的病态体验。正如《文学四季》1989年夏之卷上该刊编者在目录页推荐所说的那样：“这是作者所写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续篇。‘我’浪迹海外，放纵声色，却难以弥合其灵魂的碎片；抚今追昔，演示未来，终于顿悟了人生归宿。”“难以弥合其灵魂的碎片”的主题是否非通过“放纵声色”的题材来表现，这不是拙文要讨论的问题。这里想说的是，《习惯死亡》既以“放纵声色”的题材来表现“难以弥合其灵魂的碎片”，作品对“声色”的描写就理直气壮地“放纵”起来。在作品第一部的第二自然段，就出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字眼：“在他死的那一刹那，我们终究合而为一，那一刹无比愉快，愉快得超过了和任何女的任何一次做爱。”“他”的一生到底与多少女性有瓜葛？除了他“根本就不想（与她）离婚”的妻子外，在国内有死后给他合上眼睛的在劳改队就爱上他的医生、当他幻觉散去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年轻时的老情人、还有一个长辫子的歌舞演员；在法国有娜塔丽，在美国有誓要打入美国的中国电影演员、一个来自台湾的离婚女性、甚至还有美国妓院里的越南籍妓女……在十七万字的作品中，“做爱”一词（不包括雷同的词）出现达九十三次之多，几乎是每一千七百字里就有“做爱”两字。本人知道，纯粹的机械统计不是科学的方法，但从统计数字中，我们难道不能看出什么问题吗？《青春期》写色情，简直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作者的笔下，“我”五六岁时就和邻居女孩“在黑暗中两人的肉体揉成一团”。上中学时“‘我’望着前排一个女生想入非非，一见她的勃颈便激动得想去摸”。四十多岁时与复员军人的老婆有染，对女厕所的月经纸、女人的乳房和生殖器那么感兴趣、那么不厌其烦地玩味……上行下效，你张贤亮能写儿童时期的性体验，我为什么不能写“半成年人”中学生的性“浪漫”？于是乎，性描写的对象大有由成年人转向未成年人之势。
　　
　　 二、如何评价“性文学”现象
　　
　　 “性文学”出现后，在文学界引起了争鸣。为之喝彩者有，视之为洪水猛兽者有。喝彩者的理论根据很充分，其中有马克思关于“完整人”的论述、有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理论以及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维尔特“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体感与肉欲”的赞扬、有瓦西列夫的“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族的本能”，“即使在最崇高的爱情中也有肉体基础”、还有著名哲学家康德关于“男女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人”这样带哲理性的话。基于以上的理论，他们认为作为爱情基础的性欲，是人的自然本质力量之一，是生命勃发的一个表现，是构成“完整人”的必备的深沉条件。那么文学涉性不仅是正当的、正常的，而且十分必要的。
　　
　　 视之为洪水猛兽者的理由同样充分：马克思曾说“吃、喝、性机能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他们成为最后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与生俱来的对异性的本能占有，同人类社会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才产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相比，具有本质意义的不同。如果脱离了人的社会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唯一终极目的，那么，它们就只要动物的机能了。
　　
　　 其实，谈“性”色喜和谈“性”色变都是极端的态度。辨证唯物主义认为，**和婚姻、家庭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体生理机能的自然满足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必然受到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风尚息息相关。正如喝彩者所认为的那样，既然**和婚姻、家庭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的文学作品涉性就是非常正当的了。但**又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风尚息息相关，但如果作品涉性后有违于文化背景，有悖于道德风尚，甚至于与法律相抵触，使作品失去了教化作用，这样的“性文学”无疑于洪水猛兽。显然，文学可以写“性”，只不过是如何写的问题。
　　
　　 但是，得出结论容易，实际操作困难。纵观“性文学”，类似《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在严肃的描写中为了服务于总题旨的需要，表现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或致力于性意识的深入剖析，把性写得克制、含蓄的有不少，但象《习惯死亡》、《废都》那样为了商业营利的目的，完全不顾社会道德，以粗俗下流的色情描写刺激社会视听，用赤裸裸的笔墨、以欣赏与把玩的态度来描写不正当**的作品并不少见。这些作品对“性”的描写有以下特点：
　　
　　 第一、作者对性描写的态度暧昧，为写“性”而写性。以《废都》而论，作品中出现的如此多的性描写，有多少次是服务于总题旨的需要而不得不写的？作者向读者津津乐道的庄之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女性以不同的姿势做爱所得的不同感受，这对题旨作不同层次的揭示有多大的意义？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对于这些不正当的性关系，往往置社会道德于不顾，不是以否定、批判的态度去审评它，而是以一种认同的态度去欣赏和把玩它，把本属男女关系中非常神圣、十分神秘的绝对隐私赤裸裸地公诸于众：“你别吃醋，他虽然是个白种人可是那个东西并不比你的大，床上的功夫还不如你。”“我那连鬼都会笑的小东西并不小，你说把你以前和男人做爱的全部快感加起来还不如和我的那一刹那，要不然你也不会叫得惊天动地。”（见《习惯死亡》）如此粗俗、轻浮的性描写，除了给感官带了刺激外，它还有什么作用？这种原始的近于动物的发泄，只不过是迎合某些人的胃口而已。
　　
　　 第二、为堕落寻找借口。在某些涉性的文学中，虽然作者为了某种目的置社会道德于不顾，但在道德的面前毕竟心虚，总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自己的良知，因此就大肆为某些人的堕落寻找借口。庄之蝶之所以会和唐宛尔爱得颠鸾倒凤，不是因为她先有“将一只白生生的小手伸过来，放在庄之蝶的膝盖上”的挑逗行为吗？庄之蝶之所以会和亚灿做露水夫妻，不是因为亚灿先有看庄之蝶时“双目迷离”，“竟把衫子脱去，把睡衣脱去，把乳罩、裤头脱去，连脚上的拖鞋也踢掉了，赤条条地站在庄之蝶的面前”的勾引动作吗？但是狎妓是因为有妓可狎式的理由，总脱不“女人是祸水”的封建余孽之嫌，因此有些人就会为自己的堕落列举更堂而皇之的理由：“这时（指别人要“你”挑选妓女时）你隐隐约约地揣摸到你的此行并不完全在于求色，还有你为了此生有此行而此行的意思在内。”“觉得他在这个荒唐的世界尚属正常。他无法拒绝外部世界向他伸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刺激如同一个不善于潜泳的人在海底无法躲避章鱼触手的吸盘。既然命运如此摆布他，他也只好索性将自己交给命运。他忠实仅仅是没有机会；他不忠实仅仅是拥有机会。”（《习惯死亡》）这无疑于向意志薄弱成年人或缺乏鉴别能力的青少年演示性犯罪的过程后向他们说错不在你，只要是外界的诱惑太大，只要是外面的世界“精彩”。难怪世风日下，难怪未成年人的性犯罪率越来越高！在一些青少年因看黄色录相而被我们绳之以法的同时，另一些青少年不是却因追随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的而被我们作为高雅的爱好而大加肯定吗？
　　
　　 三、“性文学”泛滥的原因
　　
　　 “性文学”危害之大、罪孽之深有目共睹，但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却乐此不彼？其一、也许是在此之前文学创作有过多的禁锢所致。物极必反，一旦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政治上较为开明，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也大胆起来，过去一直被压抑的思想意识，很自然地复苏起来。其二、某些作者的人格本来就介于“高尚”与“卑鄙”之间，所以当“他”暂住在朋友家，早上醒来看到“细心的女主人把煎鸡蛋和报纸一起摆在餐桌上，”就产生“好似她本人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见《习惯死亡》）的联想就非常自然了。无怪作者要说“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想渲泻一下卑鄙，因为一味的高尚叫人受不了。我们要把卑劣和神圣的界线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其三、追名逐利之心使然。在商品经济的今天，真可谓“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人心浮躁，接受“文化快餐”的读者越来越多，严肃文学的处境正江河日下，要使自己的作品有读者，“性文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卖点。某作家的经验之谈很有代表性：“由此我常想：赚钱当然是每个商人的首要目的，而要能赚到钱就必须时时刻刻考察、研究、试验并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把钱赚到手。商业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互为满足、互为服务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买方又是卖方，一次成功的商业活动就是我为你服务你为我服务。”（见《青春期》）在这里我想进献某些作家一句：既然你选择了当作家这条艰辛的道路，你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任何时候，一个作家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