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农村，人们经常喝罐罐茶。罐罐茶其实不是一种茶的名称，而是一种喝茶的方法。
　　 那是用一个大约一寸半粗、三四寸高的小陶罐，选用低等砖茶、陕青等廉价茶熬制而成的味道极苦的茶。烧茶的火炉，通常是用一种特殊的黄胶泥，掺和上头发做成的手炉，将近一尺高，直径约半尺，炉膛很细，仅仅能放下去那种茶罐和一两根“硬柴”，而这里说的“硬柴”，就是指劈好的一指粗细的木柴，以区别于烧灶用的麦桔杆、玉米杆、茬之类的“软柴”。茶具则是一种小瓷盅，高不到两寸，一罐茶倒入茶杯，也就是小半杯罢，还不够一大口喝的。不过，那时候人们喝罐罐茶，就有点像现在的城里人喝咖啡或红酒一样，并不是用来解渴的，而似乎是一种身份或一种意趣，同时是一种待客之道。
　　 罐罐茶不是任何人都能喝的，一般只有家里的老人和造访的男客才能喝。老人们自己在家里喝，一般是在清晨的时候。而有客人来时，则不管什么时候，主人都会张罗上来的。
　　 于是，在一个清晨，一个曙光微熹的夏天的清晨，或者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冬日的清晨，就会有一个老人，在房门口端出一个尺把高的小泥炉，火炉边放好几根劈好的细细的木柴，点好火，架上小陶罐。那木柴是干透了的，一点就着，细细的火苗舔着那薰得黑黑的小陶罐的底，也照得房内一片昏黄的光明。青烟渐渐弥漫了整个小屋，加上昏黄的火光，房间里便有了一种迷幻般的气氛。老人那写满苍桑的古铜色的脸被火光映得发亮，那庞大的身影在墙壁上随火光摇动，犹如他们风雨飘摇的人生。他的眼睛专注地盯着那跳动的火苗，仿佛在那里有着他一生的希望。他小口地呷着那极苦的罐罐茶，大口地吃着粗粮饼子，给自己的身体增加少许的热量，为一整天的劳作做好准备。
　　 而如果是有客人来呢，则往往随着一声“娃哎，给你叔把茶炖上”的呼唤，会飞一般跑出一个半大的小男孩，麻利地抱出那已经被摩挲得发亮的小火炉，利索地准备好茶罐茶杯等，同时还会拿来一袋烟和烟锅，家境好一些的，还会拿来一小盒白糖。等第一锅烟抽尽时，那第一罐茶也刚刚煮好，于是，家长里短、牛羊鸡猪的农家话随着氤氲烟气一同飘散。
　　 我很诧异于煮茶的称呼和罐罐茶的苦。当自己喝茶时，往往会说是“熬”茶，而给客人喝时，又往往叫作“炖”茶。这一个“熬”字，是对自己苦日子的反思吗？而那个通常用于烹饪的“炖”字，又是对能吃饱肚子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盼吗？他们喝这种极苦极苦的罐罐茶，是要用这种味觉上的苦来冲淡心灵上的苦吗？
　　 村里的陈大爷一生酷爱种花和罐罐茶。他在自家小院种的花，远近闻名，花期长，开得艳，而乡邻们移栽过去的，不管怎么精心侍弄，总是没有陈大爷家的好。村人不解地问陈大爷，则笑咪咪地回答，用每天喝过的罐罐茶沤成花肥，所以花儿才开得那么好。在陈大爷79岁时的一个冬天，当清晨他的儿子起床时，看到陈大爷歪歪地靠在上房的门口，一动不动，心下惊疑，唤了一声，不应，则唤一声，还是不应，急上前看，则已经气绝，神奇地是一杯罐罐茶仍端在手中，还冒着热气。村人们很艳羡，都说陈大爷一辈子的罐罐茶没有断过，去时又没有受到一点点的病痛磨难，真是好福气。
　　 西山的王大爷曾在冯玉祥的部队当过几年兵，身板硬朗，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不料在晚年时得了胃癌。吃过一些中药，全无一点作用，水米不进。疼痛时心里像火烧一般，急呼要喝罐罐茶。喝过后疼痛稍减，竟以罐罐茶维持了近一个月的生命。
　　 前几年在华亭县下乡扶贫时，给生活最困难的一些农户发放了救济款物，在一家家境好一点的农户家吃午饭。主人擀好了细面，拌好胡罗卜丝，给我们炖上了罐罐茶。不同的是炉子已是铁皮小洋炉，烧的是炭，那种小陶罐早已没有了，而用的是一种同样大小的小铁罐，茶叶也换成了较好一些的春蕊，还有一小罐白糖。这是我最后一次喝罐罐茶了。
　　 2003年12月号汽车杂志《BUICK owner》说到茶道时有一段话：“曾几何时，云雾缭绕的山峦，在万物复苏的初春，演化出足可涤祛世间铅华的绿色精灵，能清心、可脱凡、助悟道。如玉的瓷盅内飘散出缭绕的清香，阳光下的茶汤泛着柔和的光，闭目一口，绢绸般沁人心扉，那一瞬间，尘埃落定，世界似雨后竹林般透亮。”这应该是品茶的最高境界了。但这种意境和罐罐茶竟有如此大的反差！
　　 罐罐茶是极苦的，农人们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品味着罐罐茶的农人们，用更苦的罐罐茶冲淡了生活的艰辛，一辈辈在黄土塬上倔强而坚强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