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入大学上的第一节孙绍振教授的课，至今仍记忆犹新。可能是因为孙老头的《炮轰高考》，也可能因为他“废除英语四级与学位挂钩”的呼声。我的英语高考成绩65，不到总分的确1/2——这些分数还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过四级的道路比李白笔下的蜀道难行，这点毋庸置疑。他的言论让我觉得前途一片光明。可是直到现在，四级考试已经迫在眉睫，他的呼吁仍没有下文。后来听说，孙教授已经喊了好几年了。林清海学长还因此骂过“狗日的孙绍振”。心中顿感绝望。但我还是觉得骂人是不对的，他不懂得孙教授孤掌难鸣的无奈。孙教授提的是遥远的理想，只能被期待；我们承受的是咫尺的希望，也只能是憧憬。裴多斐写过的一句诗突然变得很明朗，他说：“希望是什么？是娼妓。”我大有所悟：这娼妓还是来自匈牙利的娼妓，只能供我们意淫，就像我们意淫四级。这四级是没希望过了。心中不再有希望了，用斐老先生的思路推理，就是说我已经在意识形态里扫黄。我想这一定比公安机关的手段彻底得多，不像他们雷声大，雨点小，扫了这么多年，虽不见其明长，其实是日有所增。
　　我试着去考究为什么，翻看了许多资料，终于在字缝里看出道理来，这中国的教育机构还真他妈像一个流水线工厂。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教我们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小学的时候，园丁告诉我们“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学的时候，教师教育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学里歌舞升平，都在谈“三个代表”。四年过去后，大学生脑门上被贴个“人才”的标签，送上工作岗位，像合格零件一样推动社会运转。我那时候可能去一所中学教书育人，这是堂皇的说法。事实上在师大一年零四个月，知识没有学到多少，去教书怕会误人子弟；但“育人”却是一定会的。师大里每一个角落都有一对拥抱的情侣，在惜缘门口走上一百米，说不准就让你遇上几十对恋人。不学会都对不起祖国和人民，当以一死谢天下。这是近在咫尺的现实 。
　　在高中的时候，我给了大学很大的期待值。我觉得大学应该是美好的，每个人都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明礼诚信，没有像《理想国》里描绘的那么高尚，至少也会比别的地方比较靠近天堂。而遥远的梦想，靠近了才发现它的肮脏。本人忘性大，到这里一年零四个月，丢了11个钱包，回来的只有3个，尽管我连师大的厕所都贴满了“寻物启事”，和那些“包治性病梅毒”的贴在一起。钱包回来的3次，其中一次是一个校外餐馆的老板之功，还有一次是一个认识我的朋友拾了还我；另外一次是一个数学系的女生送还给我。我感激涕零，原来师大还有好人呐？！如果只是“拾天上掉下的馅饼”，只能说你这个人有财神保佑。在师大还经常听说师大图书馆有许多人的包被拎错，事隔几天，包就会出现在长安山的草丛里，里面空空如也。拎错了可以原谅，但让它暴尸荒野就不对了。图书馆里自习的桌子上放的书也玩失踪，几天后沦落到学生街的旧书摊卖身，这些就让人费解了。难道，孔乙已再度为人，考入师大了不成？
　　我认为，大学的门开得越宽敞，监狱的门就会关得越紧。否则就是教育的失误。君不见《海峡都市报》上登载的新闻，有几件是好事？福建交通学校几个见义勇为的学生登报，被缩在一个毫不越眼的角落，某家手机店手机降价的广告在它下面趾高气扬，所谓的公理正义一直只能为金钱锦上添花。人最怕的就是遭遇社会道德的阴沉脸色。
　　雨果说：“教育必须为制造社会的黑暗负责。”而我没有发现教育正在为社会的清白“铁肩担道义”；只看见它在为经济的发展“妙手著文章”。长此以往，校将不校；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最后想起来：遥远的理想与咫尺的现实的交锋，就是这么回事，也只能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