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带爱刮大风。
　　
　　 按道理，只有平原和高原上才有大风，我们这里是地道的丘陵，却很奇怪地刮着大风。一听到风从东面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刮过来，门前的白杨树赶紧凑热闹似的，一边斜斜地向西扑过去，一边发出疯里疯气惊天动地的喊声，那情景似乎每一片叶子就是一面锣儿，乱七八糟不成曲调地一起敲起来，吵得人耳朵发麻。稍稍休息两到三分钟，又一阵大风意气风发地跟过来，屋后的竹林这一次再也没有在大风过后恢复站立的姿势，有几根倒在地上，有几根歪歪扭扭地夹在中间，横七竖八的情景让人顿时心灰意冷。刮大风的季节，天空中飘满了一切可以吹走的东西。
　　
　　 父亲让我拿几根蔑片去扎几道箍，把竹子一丛一丛地捆起来，免得被大风把我家竹园完全糟踏了。这活我比较爱干，比在地里抡锄头强多了，我不喜欢抡锄头，举起锄头的那一刹那还行，要让锄头结结实实地扎进板结的土里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不光是虎口发麻，双臂酸疼，就连脑袋面里都给震得发出嗡地一声。有时扶着锄头站在地里，看看面前那一大片板结的田垄，计算着还要挖多少下才能到头，不算还好，一算更加让人绝望，一锄头下去才能翻起四寸见方的一块，而这垄地至少有五十米长，那该是多少个四寸见方啊。每当这时，我就想，为什么我偏偏是一个农民，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城里的上班族，每天穿得干干净净地上班，办公室里还有空调，甚至我就是一名伺候机器的工人也好，不用头上顶着烈日，脚下泡着粪水，指甲壳里永远洗不干净，身上时不时地被蚊叮虫咬，留下永不消退的大疱小疱。父亲不怕这些，父亲身上有三十几道刀疤，全是这几十年来干活时留下的，他的皮肤象牛皮一样的硬，我曾经亲眼看见一条蚂蟥想要钻到他的腿肚子里去吸点血，它趴在那里象一只柔软的钻头一样，拼命想要拱进去，结果它白费了半天力气，最后怏怏地败下阵，从父亲黑岩石般的腿上垂头丧气地滚了下来。父亲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盖一栋四角翘起的大瓦房，但直到现在，我们家的房子仍然又破又小，我们的屋顶象一块破旧的草席，在那片白杨树中歪歪斜斜地趴着。父亲知道我不喜欢农村，他常常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前辈子做了恶人，这辈子只能在泥巴地里受苦，你不要七想八想，安安心心跟着我在田里干活吧。
　　
　　 或者我根本就是一个文盲也好，我不识字，也从不出门，不知道城里的人在怎样生活，没有比较就没有不平衡，那样我会非常满意我的现状：地里的粮食够吃，父母给你喂猪喂鸡养牛养羊，二十出头的时候找个媳妇，一年后生个儿子，什么都有了，再出去找村里的人打打牌，偷空摸一把别人的媳妇，晚上回家，饭菜都已经摆好了，吃完饭，跷着腿看媳妇忙进忙出地收拾东西，然后上床，干床上的活，再一觉睡到大天亮。
　　
　　 再或者，就算我不是文盲，但我并不爱好文学，没有一生写一部好书的理想也好。那样我就不会凭着一副初中文化的底子，抱着一本新华字典，去看那些常常被父母搁在厕所的断墙上用来插屁股的书，不用去抢村里不多的几个中学生的语文课本来读，并被他们讥笑为想当作家的农村癞蛤蟆，也不用在沾满泥土的粗手指间抖抖索索地握住一杆笔，绞尽脑汁去写那些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看的文章。
　　
　　 万一我不幸不是文盲，也没有当作家的理想，但我有一点钱也好，那样我就不会常常没有钱去买一条牙膏和一袋洗衣粉，就不会二十九岁的时候还没有娶上媳妇，就不会让屋顶千疮百孔，一到下雨天就满屋子东躲西藏找不到一个囫囵的睡觉地方，也不会写好了文章却拿不出八毛钱把它寄出去。
　　
　　 事情偏偏就是这样，我识得几个字，还一心一意地想当一名作家，而且穷得叮当响。所以父亲说我是个不成器的二百五，村里人说我好吃懒做，村干部拿我当教材，说我是典型的二流子，村里的孩子们说我是疯子，常常拿石头拿土疙垃砸我，连村里的狗都欺负我，撵着要啃我的腿，连地里的毒蛇都看我不顺眼，躲在草丛里专门要尝尝我的脚指头。
　　
　　 我觉得我真孤独，我找不到说话的人，找不到书看，我甚至连一张和善的脸都看不到，因为常常胡思乱想，我的农活干得一踏糊涂。因为没钱理发，我的头发胡子老长老长。有一天，母亲拿出一把生锈的大剪刀，要把我的头发胡子剪一剪，剪到我的胡子时，母亲老泪纵横地说儿子啊，我恨不得一剪子戳穿你的喉咙算了，你这样活着我都替你感到丢脸。我吓得直挺挺地一动不动，生怕她真的一剪刀扎穿我的喉咙。结果，母亲丢下剪刀哭着走了，我只好捡起来自已动手剪。父亲也不喜欢我，他宁愿去喜欢他的老黄牛，他抱着它又拍又打又笑的，一看到我却马上拉长了脸，冲我喊道：赶快给我的牛割草去，你可以不吃饭，我的牛不能不吃饭。我的姐姐嫁在本村，每次回娘家，她亲亲热热地喊爹，喊妈，就是不理我，姐夫倒是和我说话，他这样问我，今天写了几本书？预备卖几万块？还说头发就不要剪了，据说城里的作家都蓄长发，还扎成小辫子，你也可以扎根小辫子试试。他们的儿子从不喊我舅舅，他用拳头捣我一下，然后喊我：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