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订阅《读书》，但是直到现在，保留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扉页前的丁聪画，陈四益文的短小简约的小文章，而《读书》的许多文章都已经忘记，或者说我阅读的时候就没有能够记住它们。这当然不是说《读书》的文章不好，而是说，它的大部分文章的学术味道难免重了一些，其最根本的表现就是语言本身的符号化和专业化。前一阵，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两年前，我看到过对《读书》文章语言本身的批评，当时就深以为然，但是一两年过去了，似乎景况并无太大改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而言，读《读书》还是有点累，坦白而言，作为《读书》的老读者，从高三到现在，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自己觉得在一些阅读背景上还算是比较宽厚的，加之所学专业知识文理兼备，不算是偏颇之人，可是仍然对《读书》爱恨交加。
　　 这么说吧，《读书》的文章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可以简单分为这么两种，一种是好读易懂的，一种就是不好读不易懂的，这好与不好却也并不与文章本身的大小和其思想学术分量相对应，但是与读者的阅读快感却息息相关，这样一来，就大大的值得商榷语言本身的特点了。很简单的引出一个问题，就是高深的学术思想难道非要用专业的符号语言进行表述吗？回答当然是否。以我想之，在自然科学领域，当然无可厚非，毕竟自然科学向每一个细微的领域进行拓展都需要相应的规范和符号进行独特的表征，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大众意义上的思想文化领域则完全没有必要进行那么多的独特的话语构建，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非同我所想象，当然一方面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们坚持自由的平民化书写，也就是力图用简约的文字表达最朴实真刻的思想，在经济学领域和伦理学领域尤其明显地体现这一坚持，但是更多的人却是用越来越多的符号化语言堆积自己的学术思想，在文化研究和哲学领域尤其显得明显。说到文化研究，不能不特地指出它近年来作为显学的地位已经在各种文学或者文化刊物成为新的宠儿，而由此引入的文化研究的独特的符号语言也就具有更加广阔的驰骋的空间，而事实上这种驰骋行为犹如圈地运动，真正的文学属于大众，文学本身的意义被消解，而充满各种符号语言的文化研究及其相应的文学批评却日益兴盛起来，这让人觉得荒谬——正是文学本身衰微的表现。当然，说到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化研究及其文学批评都不可取，不可读，相当一部分以文学的笔触所写的文学评论还是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但是其本身的存在的意义及其宏大的表征是否对应让人怀疑。
　　 同样，对于人文思想的表述也出现了众多各种形式的整合和解构，也许是当代中国缺少思想大家的缘故，在对思想的分析和挖掘上不自觉的要引入各种流行的世界思想大家的大段话语作为论据，比如每一期的《读书》几乎都少不了福柯语录，正如在评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潮流的时候总是看似漫不经意的划拉上杜拉斯，布尔乔亚一样，也许你会说在这国际化的时代进行文化思想研究当然也要注重国际连接和比较研究，这我承认，但是用国外的那一套理论去套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研究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了，从那些作者的语言和笔锋都是可以看见那大量的引入词汇和引入逻辑，引入不可怕，可怕的是引入而无力消解消化，这样就造成了所谓的这些高深的文化思想学术只能停留在少数人口诛笔伐的阶段，而对于大多数的读者只能看看热闹，或者看那些文字来锻炼一下自己的思维。
　　 所幸的是这种倾向还是在不断的有所改变，我们国人对拿来主义早已经深入人心，在用本国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去解构当代的文化思想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鉴别人的工具，而且这工具终于日益显出国有化的倾向了，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那样晦涩的学术文字以及洋式逻辑顶礼膜拜，这就是挺好笑的了，我们总还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的，对于文化思想，我们不仅要求要看懂，而且要好看，这是他们所谓学者的职责，否则的话就不是称职的学者，绝对不能说大多数读者都是弱智，而只有他学者自己才是聪明人，傻瓜才会这样说。
　　
　　
　　 2时31分10秒 2004/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