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敛的疼痛
向东，便是我的故乡。
这里刚刚落了一场大雪，同时降临的还有不大不小的灾难，有几个人又在这一场灾难中
走了，父亲说起这些的时候，充满了叹息，但又匆匆转移话题。那条路稍有不慎，就只有祈祷了，面向真主的最后一次祈祷，这也是冬天的西海固永远无法回避的命运了，那些年关回家的人，都在心里作了举意，我也一样，一天一个嘟哇（祈祷方式）。
有这样的故事，他是悲剧的，是感人的，是无声的，是痛楚的。在我去固原市彭阳县新
集乡的路上，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在农用三轮车无秩序奔跑的路上，一场车祸发生了，车上七个人，有几个人在翻车时跳了，伤得轻，而伤得最重的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的三根肋骨摔断了，没敢向车主说，她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坐人家的车，本身就不好意思，出车祸咋好意思向人家说，于是，她一个人悄悄地隐瞒了，直到最后疼得忍不住哭出声来，才急忙去了医院，买了点药回家了，结果在炕上一躺就是三个月，吃喝拉撒都在炕上，也没有向肇事者提出任何要求，最后却在病好了之后，提着厚礼去看望肇事者，她觉得是她连累了他们。我当时听这个故事觉得杜撰的成分实在太多，但是在另一个地方我又听到了这个故事，是真的。从传播者的口吻来看，他们是在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50多岁的女人。而我除了无话可说之外，更多的是心痛，好长时间我都在琢磨着，那女人强忍了多大的剧痛，承受了多少流言蜚语，但正是她，在西海固，让那些故事变得那么可笑又无话可说，直到最后让人心灵颤抖。
天气冷的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人就想哭，但眼泪是出不来的，西海固就是这样，荒凉的山川风一个劲的刮着，像刀子，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肃穆，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准备着应付下一场袭击的到来，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我已习惯了背风而行，我也习惯了在大喊大叫之后，一言不发。
风雪道路上的人们
在由彭阳县到固原市原州区开城乡马场村的路上，我走过很多次，因为我姐姐生活在那里，我妈妈的哥哥埋在那里，那段路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凛冽的山风和两边阴森的黑山总是让我心里带着恐惧，而正是在那条山沟里，流淌着一条小溪，先辈们将他命名为“安水”，是因为那水在夏天不热，冬天不凉，气温再低，安水也不会结冰，清冽得让人心动。冬天的时候，人们三三两两，沿着安水而上，这里用不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他们只有双腿，一个距离一个有二三十米，总是这样，漫天风雪，吹行人的盖头和衣服，和许多朝圣者一样，目光坚定又内心安详。如果你是走在最前头，并且在高处，回头看时，在风雪中有几个黑点，你顿时感觉到内心的肃穆。
在这样一个地方，人们龙涎香一样活着，慢慢的，悠悠的，然后消失，从不带走什么，他们走的轻松而又坦然。我每次走过这段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冬天，我的悲悯之心油然而生，我的那些慢条斯理行动迟缓的同族长辈们，他们反反复复地走在这条路上，你问候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谦和地对你笑着，并希望你走好，希望你过的比他都好，对你的尊重会让人吃惊，你不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低着头一言不发，那种缄默使我无话可说，跟他们一样，我也学会了在大多数时候沉默不语，那样的内敛带给我的是宁静与持久的幸福。
尽管联合国曾将西海固列为生命禁地，尽管近几年西海固退耕还林，还有移民政策，像这样的地方，早应该成为移民倾斜地，但那些人还是不舍昼夜地走着，对他们来说，那条路重要得像刚刚完成的一次聚礼。
别样的严肃和幽默
这里的严肃是宗教，这里的幽默是眼泪。西海固，把名词顶在头上，不允许任何人更改，那些名词关乎尊严与信仰，关乎性格与习俗，西海固，把自己的词语永远留给自己。一个很普通的油饼，我们都叫习惯了，但在西海固，我是经常遭遇口头上的尴尬，当我回家说起油饼的时候，父亲为这一个词常常跟我较劲，在他们的心里，油饼不叫油饼，应该是“油香”，因为这个名词在他们那里被认为是经过宗教洗礼的词语，因而在大多数特定的词语后面加上形容词，作为对这些词语的补充，尤其在冬天，节日的氛围渐渐浓起的时候，对各种食品的称呼就是西海固穆斯林的独有之处了，同样的食品，他们将水果称为“果美”，将牛羊称为“俊美的生灵”，净身用的水称为“圣水”，买卫生香的时候，不能用买这个词，而是用“请”，当然买《古兰经》，更要用“请”了，表示地位和尊严。所有的关乎信仰的只字片
语都是不能玷污的，写有阿拉伯语的纸片不允许乱扔，这已经在我的意识中定格，无法更改，就像我多年的生活习惯一样。今年回家，本来要给父亲买的一件衣服，我又换成了一张“拜毡”（礼拜时用的垫子），我刻意选了一件上面织有克尔伯天房图样的拜毡，在父亲接过物品的那一刻，他抚摸着始终没说一句话，但从他的神情里，我看到了满足与幸福。
我常听西海固的人们在冬天没事可做的时候，会讲一些故事，那些故事最终没让人笑起来，因为悲剧最终不能让人轻松。只有在冬天，很多故事才被反复提及，很多事情才被界定。我听到一个笑话，那就是一个单身汉走进一家商店，看见一只瓷碗问价：“那个三毛六分钱的碗多少钱？”，或许谁都会说这句话能逗人开心，但是这是那个人的真心话，因为在他的心里，“三毛六分钱的碗”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也就是说那只碗，他代表了那只碗几乎所有的信息量。没人去给他指出，这是个错误。而那个人在不久之后离开了人世，人走了，话还在，只是说这些的时候，那些人都带着怀念的口吻，他们眼里有泪，并且嘴里念叨着：“他是个好人”。
斋月里的灯光
近几年，因为伊斯兰教历的轮转，斋月暂时在冬天，冬天封斋有几个好处，冬天农活少，不忙，天气不热，封斋比较轻松，不像七月天那样焦灼。
往往在冬天，斋月变得令人向往，我最爱吃的饭菜也是冬天在斋月里吃到的。
每天凌晨四点就看着家里人起床，母亲没有去世之前，她总是第一个起来，叫醒姐姐，她们开始到厨房里做饭了，而父亲在炉火旁净身，做礼拜。这时候，我总是被家里人催着起来，家里人是建议我封斋，但没有逼我，他们老是提醒我，“你都是大人了，应该封斋”，而我在封了几天之后就变得懒惰，不想再封了。
封斋被西海固人形象地称为“修剪树枝”，那些多余的都得剪去，这些树枝指的就是贪欲。
吃完斋饭后，做礼拜的做礼拜，睡觉的就继续睡觉，但我总是跟着父亲到附近的道堂去做礼拜。出门便可以看见，整个村庄的灯光，星星点点，远处清真寺的喇叭里放着诵经声，
在这个月里，到处都是卫生香的味道，那些赶赴道堂做礼拜的都头戴白帽，一个接一个，道着色俩目（伊斯兰问候语），从村庄的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问寒问暖，感谢真主的仁慈和宽大。
当大人们做完礼拜还要念经时，我总是先走出道堂，顺着来时的路回家，我常常看到那些灯光一闪一闪，那时候，我能感觉到一种声音在歌唱。我必须经过一座坟墓，那里在以前让我感觉到十分恐怖，我好多次都因惧怕那座坟墓而内心常常发慌。而在斋月里，那些灯一点比一点亮，在外的人都想回家，在家的人感到温暖和幸福。根据父亲说的那样，我们肩上都有两盏灯。加上村庄里的灯光，我走过了好多地方，通常我都是用那些灯光去驱走内心的脆弱和无助。
因为那是一个约定，许多人都来了，他们就在你左右，伴你而行。
阿斯玛尼有多高
冬天，西海固的天空是干净高远的，因为没有空气污染，工厂稀少，所以空气格外清新，天蓝得让人手足无措。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天，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是尤为明显的，我们看天有时候就看一个下午，我们什么也不想，就是觉得太蓝，太好看，那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山，但是山让我们猜疑，而天让我们幻想。
我有一次白天坐在院子里吃饭，我的话题依旧是天真蓝之类的，但是父亲是严格的，他教导我说，那不叫天，那叫“阿斯玛尼”（波斯语），我说那不叫天，叫什么，父亲又很谨慎地说，叫“阿斯玛尼”，我还是不理解，问父亲，什么是“阿斯玛尼”，父亲没说什么，用嘴指了指天上。
我那时候大致知道了“阿斯玛尼”，我还明白说“天”就是犯禁，但我的意识明显没有他们的牢固和敏感。
那时候，“阿斯玛尼”给我留下的记忆是神秘的，甚至是恐慌的，黑色的，虽然它指的就是天空，而天空也是蓝的。
西海固也经常是黄土滚滚而来，那种情景让我常常想到西海固回民的葬礼。当黄土漫天而来时，我特别害怕，因为父亲总是说，“黄土从阿斯马尼里来了”，我也常常在梦里被惊醒，到现在我依然对这个词语保持敬意的同时还感到还怕，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黄土来的每一个黄昏，村里的孩子和妇女们大呼小叫的声音，还有男人们赶羊回家，却总被覆盖和裹夹的惊心情景。
父亲说，黄土和旋风来的时候，那是邪恶的力量，你不能乱跑，你要么正视它，要么就避开，当然可以用唾沫唾它，它会偏离方向。我曾经试过，但那都是些小的旋风，它充其量只能旋起一片树叶，我向它吐过唾沫，其中有一些旋风真的绕开了我，有一些穿过我而去，不见踪影。但遇到大的旋风或者黄土刮来，我总是害怕，要躲的。特别是那些从阿斯马尼来的黄土和扶摇直上的黑色旋风。
有一次，天空飞过一架飞机，我惊喜地大喊大叫，我说，天上有架飞机，但没等到飞机飞远，父亲的手掌重重地打在我的脖子上，他把我拉进屋子，神色难看地说那不叫天，那叫阿斯马尼，你遭罪着呢。
后来的好多年，我一直在想，到底阿斯马尼有多高，如果问天空有多高，可能会很好理解。但是阿斯马尼到底有多高，我充满了好奇，我问父亲，父亲说，阿斯马尼没有界限，这个答案曾经让我绝望。
但我后来记住了一个词：心比天高。
农贸市场里的父亲
回家的当天，没有在家见到父亲，而是在镇上的农贸市场见到父亲。
在没有跟父亲打招呼之前，我看见父亲手里捏着5块钱，从市场的东面一直走到西边，在这个货摊跟前停一下，在那个货摊前拿起东西摸一下，始终没有花去那5块钱。看到我，他很快将那5块钱装进口袋，生怕我看见，说他。
父亲在装钱的时候速度太快，钱没有装进口袋，最后丢了，当父亲过了好大一会儿，要拿钱去买水果的时候，才发现钱丢了。他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并且后悔不已，他跺着脚，一个劲儿地怨自己，他开始到处去找那5钱，我们跟在后面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平常都是很谨慎的，怎么就把钱丢了呢？他这样嘀咕着，大概有两个多小时。他一副无辜的样子，并对在场的人用狐疑的目光打量。
最后，我给父亲说了好多安慰的话，他才不再找钱，跟我说起话来，我给他买东西，他不要。在回来的路上，他还是没有忘记那5块钱，他说，早知道这样，花出去算了。他再一次检查了自己的口袋，发现口袋是新的。
他确定是丢了。
令我不安的是，在其后的很多天里，父亲一直惦记着那5块钱，每次在我不在场的时候，他总是说这件事，哥哥听到之后，免不了要说他几句，他也就不再多说，出去干活去了。他往往在赶集的时候，是要把钱用别针别在衣服里子右下角的小口袋里的，走之前要好好检查几遍。
但那次也是怪我，他是为了躲避我的目光才丢了那5块钱，我好多次给他的钱，他都是完整地放在柜子里用夹子夹上的。
后来，每当我大手花钱的时候，我总是心头一酸，心想，父亲的那5块钱要是找着多好。起码他不再那样喋喋不休地埋怨自己。
慢慢的我寄给父亲的钱少了，而更多的是我回去陪他说话，让他不再唤起关于5块钱的记忆。
那一记耳光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好久了，但每家几乎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吃饭的时候，他们你争我抢，吵得不是一般。
每年上学的时候，就是家长最头疼的时候，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但他们没钱，所以只能采取一个十分无奈的办法：让最小的读书去。
我在海原县一个叫李寨的地方听到一个故事。一家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大一些，村里的小学快要开学了，家里决定让谁去上学时，特别为难，但最后还是决定让小妹妹去读书，男孩子听了勉强地答应了。他把妹妹叫出去说了一会话，然后一记耳光沉沉地打在小妹妹的脸上，出奇的是，她没哭，男孩子泪水打着旋说，谁叫你生下来呢，不然我就可以上学去了。
因为那一记耳光太重，他的父母听见了，理所当然地，他挨了一顿暴打。
当天晚上，那个男孩子就找不见了，他们找遍了整个村庄，他们找遍了亲戚家，都没有找到，他们甚至跑到派出所去找，也没有找见。
那些日子，村庄里一点也不宁静，每天都有孩子父母的足迹，他们步履不再轻盈，他们拖着病身子把眼睛都快望穿了，他们希望村口能有一个孩子的身影。
那个小女孩最后上学去了，但她不像其他的孩子那么高兴，当别人问她哥哥回来了没有，她一个劲地哭，什么话也不说，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提前经历了痛苦，像一个二三十岁的人一样深沉。
偶尔有人从外面打工回来，说曾在银川的某个建筑工地上见过那个男孩子，家里人就盲目地跑到银川去找，偌大的一个银川，他们哪里能找见那个孩子。
还有人说，在石嘴山的一家餐厅门前见过那个孩子，家里人不再相信，他们每天只是笑笑而已。
孩子的母亲拖着孱弱的身子，对来问候安慰她的人说，“我娃没有乱跑，我娃是浪去了”。
煤矿上的哥哥
如果你在宁夏北面的汝箕沟煤矿打听每个人的来路，他们大多数会说是固原的，那个地方是天堂，也是地狱，因为好多人从那里发家致富，最终回到了西海固，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有钱人，而还有部分人一不留神就倒在井下，成为家里人永久的呼唤。
我在这里把所有在那个煤矿干活的男子都称为哥哥，是因为我的哥哥曾在那里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自己弄得异常伤感。在那里，我的一个堂哥失去了一条左腿，我的另外两个堂哥失去了生命，他们的坟墓现在已是荒草萋萋。
在那里，男人们没有别的去处，只有建筑工地和煤矿，从我记事起，我们村里光在煤矿失去生命的男子就有30多人，我甚至能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曾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抹。
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堂哥不断用他水平很差的文字给堂嫂写信，每次信来的时候，如果我在，我肯定是读信的人，我读到的信太多了，里面写的东西无非是说他们很好，想家，问家里的孩子好吗？但是有一封信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里面的其它文字我就不提了，我需要说的就是我那只上过小学的哥哥，他在那封信中，写起诗来，只有两句“山水千万里，人心隔肚皮”，他的表达有误，从他前面的文字看来，他是想给嫂子说，虽然相隔千万里，但心离得很近。而这样的话嫂子是理解了，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听，我常常看见我的那些嫂子们把每一封从煤矿上来的信都用棉布手绢包好，放在她们经常放钱的地方。
他们一走就是一年，甚至更长，他们走的时候，孩子还小，等他们回来之后，孩子都不认识他们了，孩子对陌生人都很害怕，而嫂子们总是费很大的劲去让孩子叫爸爸，最后孩子被弄哭了，勉强地叫一声爸爸，我看见哥哥们抱着自己的孩子，经常因为抱得太紧，孩子就哭得不成样子。
许多天后，哥哥们还是没有领着孩子逛，而是一个人抽着闷烟，看着妻子跟孩子有如天使般欢乐，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甚至好多个晚上都是看着孩子睡觉。
路边
我有段时间在隆德县的乡村行走，那是些十分贫穷的地方，尽管交通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人们对于过往的车辆还是怀有很大的好奇，如果有一辆车从那里经过，或者说有穿着稍微时尚的人从那里走过，会有几个老年人披着棉衣蹲在公路边的坎子上，他们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你，后面是几个戏耍的垂着鼻涕的孩子，他们不合身的衣服因为好久没洗放着油光，看起来十分硬朗，那些孩子手里拿的不是牦牛（玩具），就是废弃的自行车车圈，他们拿那些东西开心，那些孩子我问过，十个人中有6个辍学在家，有的就根本没有上过学。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脸憨笑，还不时翻着我的背包，用他们的思维取笑我。
而站得更远的是一些年轻的媳妇们，他们手里拿着毛线和鞋底，冬天没事的时候，她们就扎堆聊自家的往事，但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活，我看到她们衲的鞋底上精巧地绣着个双喜。
偶尔从村里驶出一辆金娃牌三轮车，吃力地冒着烟，孩子们就一古脑儿追过去，不顾危险，爬了上去，很快挤满一车，慢慢远去。
在其他地方，我看见好多老者，他们靠在土墙上，一个离一个有五六米远，他们头戴白帽或者草帽，戴着石头眼镜，穿着不下十层衣服，双手抱膝靠在那里晒太阳。更多的人在一个平底上，头簇在一起，兴高采烈地下着“坊”（西海固农村的一种娱乐形式，相当于象棋，他们多数是在地上用树枝和粉笔画成坊盘）。
随便走进一家，进入眼帘的就是屋子里挂着的木框相架，里面全是不久前照的邓丽君式的照片，各种酒瓶子摆在柜子上作为摆设，我肯定他们不喝酒，墙上贴的是赵薇和林心如的大幅照片，有淘气的小孩子在赵薇的鼻子下面画上了胡子，令人忍俊不禁。
但我去过的每一家，都拿出了家里最好的茶叶窝窝头，泡上冰糖和枸杞，把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叫进来一一问候我，他们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催我喝茶，我喝一口，他们给我加满，那些茶水始终是满的，即便是离开的时候，那些杯子依然是满的。
而他们喝的不是这个茶，是用炉火熬出来的非常酽的罐罐茶，那些全是砖块茶，一斤一块五，自从我离开西海固之后，我已经有六年没有喝那种茶了，因为特别苦，我想现在我怕是喝不下去了。
雪地里的杨家将
这里依旧下雪，而且一下就是几天，我非常痴迷于这些突兀的山川银装素裹的样子，只要站在冰天雪地里，内心就无比透亮。
在经过的那些静谧的村庄里，大人们到处走亲戚，串门，而小孩子钻在雪地里，乱作一团，高兴得不成样子。
固原市原州区什字镇的一个小村庄。一群孩子在一片树林里打成一片，他们手拿树枝和棍子，用稚嫩的方式色彩很浓的普通话喊：“潘仁美，给我站住”，那个扮演潘仁美的孩子一脸无辜，被追得气喘吁吁，最后不得不停下来，靠在树上，“束手就擒”，看见哥哥被擒，年幼的小妹妹吓得哭出声来，其他的孩子看着小女孩笑得弯下腰，而他们中间个子最高，长得最好看的一个小孩则是“杨七郎”的扮演者，“杨七郎”总是英勇无比，当棍子落在他身上时，总是轻轻的，杨七郎到最后也没有倒下，是个永远的英雄，而“潘仁美”被赶回了家，因为角色，太多的孩子都讨厌演潘仁美，都争着演杨家将，要不然就不演，好多孩子因为被指定演“潘仁美”而被迫站在一边观看，他们特别羡慕那些能演杨家将的人。
我问他们，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故事的，他们说，是从收音机和小人书上知道的，有的甚至能背出部分评书原话。
下午，他们吃过饭后，又聚到了一起，在个子最高的那个划定人选之后，许多早上出场的孩子当起了观众，另外的演起了杨家将，他们异常振奋。
我看着他们在随便的玩耍中竟然是那么认真，以至于演反面角色的那个人到最后根本没人理会，一个人悄悄地走回家去。
那个回家的曾经演过潘仁美的孩子说：“我也讨厌我自己”。
另一些人
在这样的土地上，我格外地怀念我的那些扛着另一面旗帜的朋友，他们是那些沉潜在那片土地上，并用笔触和呼喊惊醒沉睡的心灵的人。他们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是对前不久因小说《向日葵》获得春天文学奖的青年作家了一容在修完鲁迅文学院的全部课程之后，本来可以留在北京，但他坚持回到了西吉，他说，西海固是他不变的信仰。他在好多文字中提到的人总是他那憨厚老实的哥哥，言语之间，充满了难得的痛楚和幸福以及感恩之情；曾经坚持写小说的左侧统因长久积劳成疾提前离开了喜欢和爱戴他的朋友们；因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石舒清，曾经几次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到西海固，像孩子一样爱着那片土地；而被调到银川《现代生活报》总编室的青年诗人杨建虎，在银川呆了不长时间，因为不适应那里的生活，硬是回到了固原；前不久，在固原师专教书并写作的年轻作者倪万军放弃了宁夏教育厅的盛情挽留，回到了西海固，他说，“只有在西海固，我才有那种一往情深的写作冲动”，关于这些，要说的实在太多了。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文学，他们或许能生活得更加舒适，但是他们的做法表明，没有文学，他们或许真的无法生存，他们是文学的教徒 ，甘愿守望那片土地；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海固，他们现在可能就坐在都市的酒吧里消磨时光。新年刚过不久，固原市的老总们就对这些精神守望者大加表彰奖励。没有他们的鼓励，就没有西海固文学的今天，那些老总们都十分热爱文学，大大小小的官都喜欢读诗，就连培养西海固诗人和作家的刊物《六盘山》编辑部也搬到了市委的大院里。
热水� �
我想我得说点轻松的话题了，我应该将这组镜头淡化一点，暖化一点，最终成为我们能够接受的结局。
如果你要在西海固的农村找到浴池，那是一个奢侈或者说几乎荒诞的想法，你要么在屋子里生一盆火来取暖，然后去洗，要么去专门净身的一个人的简陋澡堂，要是在冬天，这澡堂是一块考验意志的好地方。
但在今年冬天，我遇到了新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盖的牛棚。近两年，西海固大力发展养殖业，政府鼓励盖牛棚，说是牛棚，其实跟种菜的温棚差不多，但是要比温棚大得多，到冬天，那里面经过阳光的照射之后，温度远远地高于有炉火的屋子。我在西海固生活了十几年，冬天从来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即便是热水，还没等洗完，早已变得冰冷。当我愁着怎么能度过冰冷的洗澡这一关的时候，父亲说，牛棚是个好地方。我就去了，牛吃着草，一会儿卧倒闭上眼睛沐浴着外面的阳光，它们的鼻息很均匀，在那里面洗澡，我哼着歌，什么时候,水桶下面的小孔早已不滴水了，我还在体验温度带来的舒适和懒散。完了之后，大哥开玩笑说，咱们西海固什么都是原生的，无污染，绿色食品到处都是，牛粪还都冒着热气呢。我们哈哈大笑。
父亲看着我说，有些东西是城里永远没有的。我不能确定父亲说的是哪些，但我想这句
话是对的。
父亲看着我又说，记着，撒尿的时候，蹲下，不要站着，因为三尺之内有圣灵。
父亲看着我还说，不要让任何人的腿跨过你的肩膀，因为你的肩膀上有两盏灯，跨过了，
灯就灭了，灯灭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这些话父亲在我12岁时说过，那时候，我刚好达到封斋的年龄，现在，他第二次说了，我得信。
对于西海固，这个我扔下脐带和奶嘴的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正在成为我世界的母体和中心，也可能正在成为我内心斗争的中心,当血性的人们一如既往叩拜那片坚硬的土地和永恒的宗教，当虔诚的举意深入骨髓，西海固，把所有的坚硬和柔软高高举起，把所有的幸福与忧伤高高举起。
西海固，把自己还给真主，把欲望还给厮守,把沧桑还给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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