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陈绍伟
　　中国新诗从破土而出之日起,爱情诗也就融进了民主,自由的精神.在爱情诗领域,反封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汪静之先生的《惠的风》诗集刮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本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随着时局变化，许多诗人没有多少心思放在爱情诗上面了。
　　1949年之后，大陆诗人闻捷，以《天山牧歌》又一次引起大陆诗人对爱情诗的注重。他的爱情诗注入了新生活的气色，成为“闻捷式的爱情诗”。那种“劳动--爱情--喜悦”的格局。作为闻捷本人的创作来说，不失为是一种创新。但是正式由于他的这种创作格局成为一种模式的时候，爱情诗艺术本身也就停滞了。
　　直到20多年过去之后，林子女士出版《给他》和舒婷女士出版《双桅船》，大陆的爱情诗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她们的功绩在于突破了“闻捷模式”，是爱情诗走向多元化发展。
　　我之所以要粗略回顾大陆爱情诗的变化过程，是在于说明台湾的爱情诗倒是更直接地衔接了《惠的风》的诗风，较少地受到时局的气候影响，让爱情诗沿着自身的艺术规律发展。
　　台湾爱情诗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
　　艺术地揭示爱情领域的各种心态。爱情诗是贯穿人生的全过程的，当诗人把诗笔伸到人生的各个生活领域的时候，才显示爱情诗的丰富性。
　　历来的爱情诗名篇，都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折光。但是这只能是“折射”，而不能是生硬的贴标签。台湾爱情诗似乎有“纯诗”的倾向，但它的“纯”，还不是全然游离于特定社会环境之外的，只不过是更讲究爱情诗自身的特点罢了。情不浓，不成其爱情诗。书写真情，才能以情动人。台湾诗人注重表现创作个性。
　　台湾爱情诗讲究构思精巧。精巧本身是一种艺术美。由于台湾爱情诗存在着反差极的诗歌流派，这就使爱情诗也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面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诗人的文化层次较高，这使他们的艺术趣味、艺术感受、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进入较高的层次。“土生土长”不是不可以成为诗人，但是要成为名家，不能忽视文化素养的提高。台湾不少诗人是“学者型”的，生活，文化的视野较开阔，为他们进入更高的艺术境界提供了必要而又有利的条件。
　　 199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