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不停地清洁自己身上某个部位，其他地方却被忽略，此种状态是不是洁癖的一种确实不好说，但这件事中一定存在着某种自私的想法，这是可以肯定的。由奴役通往自由之路上，注定了我们要同各种各样的疾病打交道。从今而论，我们往往能够轻易地看出精神生活负担过重的危险，精神本来即极易形左失右，所以不能简单讨论精神的归一性，因为这样归结以来，精神生活上升到了信仰的地步，就离迷信已经不太遥远，这时，人们就准备认真地、自以为超脱地——回到蛮荒时代。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不仅流行头盔上深刻十字的圆桌骑士，同时也是道袍漫舞的时代。这些含辛茹苦的传教士每天所做的工作便是用精神来打包精神，那时的社会基础教育莫过于宗教内容与神史的反复演绎。这基本上是严肃的事情，不能随便笑谈，但是如果我们在今天寻找一种与之极为相似的东西，而竟然发现这竟是同样在进行的社会基础教育工作的那些人们时，就忍不住要苦笑了。冷静地讲，一切错误不能归咎于某个职业，职业依存于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水平而生，传教士哪里有错？时代选择了传教士。所以，虽然今天的社会往往唾弃歪门邪道，却也同远年的每个时代一样，正严肃地进行规模庞大的信仰教育，形式在于纸本的各学科理论，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摈弃这些学科的基本理论价值，套上宏观的功利取向，抛出了社会科学理论的另一重“工具论”。由此可见，科学被人为神话后，便沦为了信仰。这只是个例子。
　　 总之而言，精神一旦上升为信仰，就开始偏激地怀疑世俗道德。上个世纪末，一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叫《现代化的陷阱》的书，整本书除了说明经济运行情况之外，只说了一件事，那就是“常人要有常识”。“常识”即社会生存基本道理。如果把常识同世俗道德联系起来，就有偷换概念之嫌，然而强调“常人要有常识”同我们这里所说要防止信仰排斥世俗道德却有着关系。中国文人生存的要件之一是要精神独立，这让人想起尼采随意地敲打神室的窗子，依据以往的现实情况来看这的确是一种美好的情操，但是要不得封闭；一旦封闭起来，便全然倚着这种自律自恋的信仰，苦行僧就一再复活。
　　 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掌握了存量的知识之后，就开始面临“知识如何战胜邪恶”的问题，因为我们起先是将知识当作信仰来依仗的，因此这也决定着精神生活。尼采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想变得聪明的人曾经有过以下想法是大有好处的，即人本身是恶人，是堕落之人，这种想法和与之相反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但是它在所有时代都占据统治地位。”——这本是个已被人咀嚼烂了的基本哲学观点，然而如果我们以为依仗自己的精神，就有权利不去挽救人，任由邪恶滋生；或者只保持自身洁净，要掂起裤脚踏过水沟，在我看来都是同样一种伪洁癖。古代中国人所谓“穷则独善其身”、“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身发语的潜台词是存着一份隐藏的连自己都没有发觉的功利心的，察其“精神”，此种处世学问终究算不得无敌。归结起来，其实也是将学科知识神化，而无视社会科学先天的实践与“治理”的精神。接下来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些神化“知识”的一代“传教士”的学生们天生就不觉自己所获书本内容的用处了。因此自己是否真正的洁癖，对于今天强调精神生活的人们而言无疑是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