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基本上是以“坐而论道”为自己的生活状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对这种人生就全无敏感。多数时候是，人们甚至可以忍受粗暴地对其划定三六九等，却特别不愿容忍矫饰出一套体系来对应他们的资质。自从国人发明“举试”这种东西以来，往往永远在做着如上的事情。雍正初年，河南省境内发生了声势很大的举子罢考事件，学生们当时情绪激动，静坐在学宫，在一个国学驯化的沉重社会中展示了让人浮想联翩的行为艺术。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皇帝》对此描写说，当时学生们高举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名讳的牌位游街，居然无人敢当，横行无忌。因为就其所处之时，天子也是圣人门生。如此说来，这场学生运动可笑的地方甚多，但是令人失望之处也有不少。因为我相信其中原因是简单的，就是当地官方暴露出藐视士林的态度来，叫学子们不堪忍受。就是如此简单。以当时举试科考被神圣的地步，自觉地沦为官方严酷挑拣与贵贱梳离的牺牲品，是一件受人欢迎的事情。其实所有厌学者们不应该就此沮丧，因为就是这场雍正初年的科考，全国各处即便是京畿重地，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舞弊事件。由此追述，自从举试风行以来，作弊卖题经久不衰，谈起来不由觉得人生总有快意。
　　
　　 自打诞生时候起，舞弊都是一种行为语言，它显示出人们在天生而来的“天下大同”思想根基下对粗暴区分与评判自己的学术甚至生存状态的反抗，在沉默中凝固了对不公正待遇的毁灭性的力量。鉴于这种表现力，不论什么时候，我都愿意客观地来谈论它；不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忽视其价值。
　　
　　 并不是为舞弊翻案，我们中间究竟有多少人有这个力量呢？众所周知，上述这种思维是危险的。让人想起了上个世纪末经济学界曾流行过的一种学院派改造思想——腐败出一个合理的体制。即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减少办事成本，以促进整个体制的不断改进，最后实现理想之境。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荒诞的悖论，因为在由量积聚而最终促成的变革之中，将迫使多数人更加不公正地负担更大的成本与血泪。以上两种想法是极其相似的，都是寄希望于毁灭与涅磐，加剧不合理向极端而去，期盼能得到公正的重生。这些想法是颓废的，而且，也是很难从中分辨出哪些是深深的困顿，哪些是趁火打劫。
　　
　　 以今天的应试教育来看，改为“举试”是比较公允的。“举”虽然不是借用一两只“巨人的肩膀”，以此出现爱因斯坦之类的人物，却是一种令人着迷的动作——上升之时的人往往起步已经失去意识。古今对照这种方式似乎老套，然而“学而优则仕”并不比今天种种之“举”更功利。在还原今天这个庞大的体系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不论哪个时代，舞弊都是举试天生的死敌——这意味着种种辛苦换来的举试体制一夜之间都可能土崩瓦裂。老实说，这却也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举试的棺木上——最厚实的一掊土。这时，举试这种东西被剥光了衣服，正如让人们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看到一个平时不苟言笑、正规严厉的人裸体时的表情，那确实是赏心悦目的事情。
　　
　　 我们能随便谈论公正吗，实践告诉我们，公正总是惊人地与“气急败坏”一词同时出现，这说明了还有许多矫饰存在。例如，我们能否可以谈谈今天东西部经济差异下，大都市的青年与穷困省份的学子在准备进入大学深造时情景的异同？当然不能。因此我只想说明如下：1、我们的学术水平要由我们中间的人来评判，或者就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应当有这个贵重心胸；2、基于以上种种，舞弊是现存的唯一可以使貌似严肃、实则野蛮地评定我们生活状态之人惊恐万状的东西，即便不能虚增其意识的价值，也应该正视它的表现力。
　　
　　 200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