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万历十五年》之一
　　 总有那么一天，规则将为群体的潜意识服务——到那个时候，别再提规则诞生时有多么正大与无私，我们知道，那就是社会的阻力。
　　 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确实很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那些隐没于史料中的东西本来是熟视无睹的，现在却显示出了不可逆转的力量。这就是缺乏制度学分析的好处，可以享受到民俗故事的娱乐性，而不为历史所累。我们大可怀疑这本书中对“文官群体”的历史位置所作的总体评价，但是就事论事，却不容易对其在每一方面的说明有过多微词。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正是“文人群体”最初提出来的，除了愚忠之外现在看来还有别的东西。首先人们以幼学的主流道德体系——孔朱礼教作为纶巾的铁甲，除了整束自我之外也整束这个群体外部，包括天子；一旦碰壁，立即就可以以死相逼，而且成功之后循例要成为犯颜直谏、为民请命的社会英雄与道德标兵。社会英雄如果只有这样的表现，实在对社会的贡献无多，确实难逃“沽名钓誉”这样的锥心之论。如果把这种赴死情结说成是“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情操”，是个逃避思想深处的好借口，因为文官应该首先是文人。这样以来打击面就要扩大。而且，我认为文官与文人决不可归为一类，古今文人意识形态中需要反省的东西很多，但如果要为一种职务来承担罪过则一定是大多数文人不愿做的事情。这样说来，“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真的是生产出“文官群体”的始作俑者。
　　 历代文官官职中有一种似乎叫做“督学”或“学政”之类，然而“文官群体”是不是真的有教化子民的义务，这一点明显找不到证据。但“文官群体”往往以愚民为己任确是显而易见的。圣人、大理学家以及苦行僧的理论与个人道德标准就被利用来匡正人们的行为。我总是试图看出这样一来是否对“文官群体”有利害之处。在《万历十五年》中，我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确乎关系到其控制力。试想如果上述道德体系不复存在，社会从上至下的价值观必会变更，到那时，“文官”这一群体的自身价值走势实在是吉凶难测；即便不是如此，自束发以来便蒙圣人教诲、安身立命于这一体系的“文官”们又当如何自处，那也是“山河不再”的境地。棗这个分析如果不是我误读，似乎有点“小人之心度君子”的意思，但在今天来说是可以让很多人接受的。上述解答如果成立，只能说明“文官群体”确实非常努力，他们的工作一直延续了千年，其工作成果一直保留了千年。其间，社会生产力与思想水平如其所愿，非常的难堪。国人的历史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智慧一但被不善使用，便会成为每个人的梦魇。
　　 “文官群体”愚化民众竟然愚化到武官的头上，读书的时候确实令人奇怪。是不是事实，也难于判断。从来都听说是武官凶悍彪猛，出言不忌，行事随意，难道这竟是文官的成果？一般认为，即便是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党争”、“派系”蔚然成型，文武也是实力相当，难道我们还缺“儒将”不成？如果武将不是殉国于疆场，不是被绞杀于盛名，不是被牺牲于大利益集团的火并，也不是因为不懂得韬晦，功高震主而是愚昧死的，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中国文人自幼读书，兵书必不可少，文武张弛之道不会不了然于胸吧？文官是文人的话。如果那可能的解释只能是：“文官群体”长久以来的这种卫道惯性，已经使他们不择目标了。他们已经因为长年的职务生活、官位感觉以及处理问题方式的不断演化，变成了那个时候的让人陌生的“文人”。从一个滑稽的立论，引出了如此损失惨重的故事，显示出一个人面对直史时的茫然，千万种类型的解构就此而生。
　　 《万历十五年》明显夸大了“文官群体”左右社会的力量，但他们确实是绊在了历史的前途，历史一定会用这个群体熟悉的方式来判断与评价他们自己。读这样的“文官群体”，每每让人感到所谓“文化下的体制”就像一张由自己人精心设置的网，缓缓铺开，又缓缓将我们收了去，布局严谨，态度自然，发现时已经透不过气来了。
　　 让已故的人们从信仰的牢中出来，确实既不可能，也不人道。
　　
　　 200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