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万历十五年》之二 　
　　
　　 坦率地说，《万历十五年》极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只有一种人才能活在历史之中，即文官。因为正在书房苦读的年轻人，乃文官的预备编制（未能出仕者，其心理与道德观念未必不出仕）；中间是在主流社会各个建筑中担当中坚的文官与成年特权阶层，共同执行着“国教”的根本；其余是归隐南山的退休文官、缙绅，也很难对一如既往的文官政治体制有任何不适应之处。因此这一种贯穿社会的体制可以概括成：文官在办事。依据的基本是个人或各自小团体的利益满足，使用的思想工具是外紧内松的儒家学说及礼仪程序——这两者合成了主流的道德。历史证明儒家的思维方式适应于多数国人的审美，因之在民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于是更适合解决多数现实的问题。这一自觉观念被早早地培育成之后，假儒家道德行事便无往而不胜，文官得以成为主流文化与社会的真正主人。因此，儒家观念需要重新审视，而更需要重新看待的是——儒家观念下的以文官意识为道德的体制。
　　 思想一旦成为工具，便具备了所有工具惯有的特质。最简单的一条便是适用于所有人，高下只在使用技术的差别。因此，如果首先反省文官精神生活的话，文官政治这一种复杂的体制当时正如活在气球之中，不论在执行方式还是解释经典、甚至是所谓“工具创新”的成就，都只能使这一气球不时地这里或那里鼓出凹进，而要想极力刺破这个气球是不可能的。《万历十五年》说：“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而外，再无别的因素使的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这显然将全部文官都划在严肃的儒家传道士之列，文官只凭借儒家观念来标准个人的道德规范在形式上来说可能的，而说到整个文官阶层只因儒学而结合在一起执行上层建筑，今天的国人一定难于理解。我看这真正的凝聚文官群体的东西，最可疑的便是上述那种文官政治体制，即工具作用于人。所谓的正道儒家观念，具体不可能涵盖指出；但人们想要以“正道儒家”的道德来行事时，经典则随手拈来，绝难辩驳。因此如能以“经典”所出的“礼与法”来配合体制，便具有极大的力量。而如果有两种这样的势力在“体制”内以儒家观念相抗，结果往往取决于权力集团的人事力量对比。此时，所谓主宰一切的儒家道德观念已不决定结果。其中最可怕之处，不是日常的儒家道德在这种内耗中被忽略；而是个人自然的道德良知有濒临泯灭的危险，这就是所谓“杀红了眼的道德”。
　　 客观地讲，“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清初，官方对前朝政治的反省是比较多的。其中一条便是意识到文官群体假以儒家道德观念来左右舆论的害处，因此政治权威视“朋党”如临大敌，特别警惕士林的集体动作。但是就如前所述文官在气球之中进行“学术解释的创新”一样，结果只能是在异常成熟的文官政治体制下铩羽而归。另外，还有一类有趣的事情是，文官群体在思想上形成流派，或者也可称学派：他们依靠形式上的对儒学经典的自圆其说的相似，从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从事比较纯粹的学术深造。由此引出关于学术与体制工具对抗的千年故事。这些学术往往是在社会主流道德与“关系社稷重器”的领域开展，就不难发现儒家在体制工具的行政过程遭到了偏激的使用；另一方面，整体的文官政治体制也决不容体制之外的人擅用儒家来主张自己的思想。《万历十五年》最后一章写给李贽，是典型的例子。以书中的观点与材料来看，李贽这位儒家，试图以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来张扬自己的思想。他是在完成了“儒家观念所规定的个人生活义务”之后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这一点不但与其所处的文官体制生活不合，而且还突出地反映出儒家观念在市民生活的僵化教条，客观上戏嗤了文官赖以生存的道德，就必然犯禁。这种相对于“御用”的“自用”学术，当然无法与强大的文官政体相抗衡。同今天如此相似的文人思维方式在实践中被认为是古怪的离经叛道。
　　 《万历十五年》总是给人一种感觉，即所有事情都是在我们这样的古国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之中发生的，因此凡此种种都有着复杂的“不得已”，使人不敢简单地判断是非。这的确能改善我们的思考。即如文官政体，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灾难，以道德的不断解释替代百科技术的发展；但是应当看到，在大陆地域生产特点下，文官政治依靠儒家观念，适应着大量的实际事务，其建设性大于破坏性，应当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反省，就是要极力避免体制的副作用，创新工具，而非全部破坏体制，这是负责任的想法。
　　 这样看来，万历十五年，旧的文官政治即将离场，新的文官政治反省之后将要重生，即是有意义的一年。
　　
　　 2004.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