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解读盛可以”而来 　
　　
　　 “红袖”网站推介并发起了“解读盛可以”的专题讨论，一时间关于年轻作家盛可以其人其文的各方时评匆匆而至，毁誉参半。尤其是在喧嚣渐息、溢美之词掠过的后期，批评的声音似乎开始纷纷从四处醒来，慢慢多了起来。
　　 读这些“解读”的时评，我是非常严肃的，因为文章的口气与关注点不容人放松。我一向认为大凡时文、评论从来无是无非，见仁见智，能做到一定深度就已经实现了创作的本来意义。如果仅仅从这个标准来看，这些评论都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这是我个人对待时评的标准。当然，朋友们总是笑我太宽于律己。
　　 不过我看到这些时评很大部分是在这个作者的其他作品还刚刚开始被陆续推出连载的时候，就已经出炉了。而且当我们读这些时评时，有许多观点都是取材于《北妹》这部小说而直向“对作者本人及其短暂的职业创作生涯做完整、全面判断”而去的——老实说，我自己也并不能认同《北妹》的写实与其张扬的有点自喜的笔法，但是因为一部作品从而判断一个作家、甚至要完全“解读”一个作家，终究是欠公道的。
　　 《北妹》这部小说据说是盛创作生涯早年雪藏的作品，而且盛本身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她的职业写作生涯，其长度如何衡量，如何演绎，如何取舍，如何评价，谁能预言——即便是其本人？我们是否能够因为对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的断读，考语就如此轻松而笃定地下了？
　　 如何看待一个职业作家的创作生涯，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生涯本就难以概括，人是会变的，即便他永随潮流，但潮头也将永是变换。一个作家即使如何超脱，毕竟不可能摆脱狭隘的个人经历对自身的深重影响。而以体验——写作这一序列为生的人相较而言，思潮尤其汹涌，心灵尤其宽广而敏感，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反思中转型、思想苦海中突围；他们无时无刻不期待告别昨我，等着新我附身，并且随时在做着初创期的事情。这大概就是这个职业决定的特质。
　　 人的想法变了，那随之而来的这种大变我认为可能是骇人的。基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有的作家会从现在的创作环境、人文环境中“完全离场”，甚至是要同自己早年认同并参与写成的生活做决裂般的反戈一击。比如说我们不妨想想看，为什么《新星》、《夜与昼》这样的深喻生活的作品竟会有了《大气功师》这样的后来者？这之间的时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居然会让作家表现出如此反差的变故？再比如《废都》的问世，引发了多大范围的争议与讨论，稍稍了解其作者个人身世与读过他不少精彩短篇的人，谁不为其早年的刻苦发奋积累，笔耕不辍的故事所深为打动——谁能相信并适应他的这种转型，谁又能猜测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催化了这种变故？说到这里，一个最近的例子恐怕再好不过地说明问题：那就是从《文化苦旅》到《千年一叹》再到《行者无疆》。虽然说同样是延续了一贯风格而依然从容的“文化散文”，但可能是中文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亲和与厚实积累，也可能是我们对异域文化的天生隔膜与不解风情，我们很多人总是由衷地感觉后者的文化魅力与阅读快感始终不及前者。或许，或许是千僖年的那次曝光过度的舒适游历缺少了在敦煌莫高与江南各地时身负历史思量与文化忧伤的苦难旅程中给人的那份怀念吧。
　　 总之，作家们选择离开了，原先的场景也许早已经不适用。
　　
　　 如果一个人已经决定以文字为生活，那么他的生命内容显然要更复杂一些，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途中有许多分岔和转弯，而且很多时候别人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一向不提倡去“解读”一个作家。我们可以在远处去看待一个作家的职业生涯，甚至是思想历程。但去做一个自觉是中肯的全面判断，往往事后再看是欠明智的。我只愿意就事论事而单纯地就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作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时点上来看待和评价他们的创作思路；如果他转型，我也不喜欢评价其成功与否，更不便于分析作家个人的变化——那是作家本人选择的归属，那是很私人的问题。就像今天，我们是不是再读读盛的其他作品，是不是暂且身心放松地看看这个年轻作家在今后的日子里自己选择的职业生涯呢？时间总是有的。
　　
　　 于2003.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