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光宗耀祖"是中国入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
　　
　　 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量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彼萝、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代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乌居龙藏在一九0三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日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如不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姊、二姊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一九四八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姊、二姊留在北京。大姊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姊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一九九二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六岁，大姊、二姊已经六十一、六十岁了。三年后一九九五年，二姊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姊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姊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七至九点，但二姊却独持异议。二姊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姊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惟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部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姊回忆，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四月。如二姊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
　　
　　 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姊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姊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人怕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问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们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儿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变婚变，御夫有术如此，亦属罕见也。李家姑奶奶们的道行，此为一端。
　　
　　 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后，二姊的回忆更完整了：
　　
　　 从住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闩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二姊对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大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姊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
　　
　　 老太太们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边做活儿（用针线"衲"鞋底做布鞋）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中说相声的挖苦老太太，说："老太太动胸腔手术，可是开刀后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来心在胳肢窝（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笑，但是笑归笑，偏习难改也。
　　
　　 二姊又回忆到我的一件做偷窃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还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通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作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住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在二姊的回忆里，包含了许多养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们那一世代的旧时信仰与风光。不论是烧纸还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属于养生以外的送死范围，中国的送死是大学问，二姊在这方面的描写真是精采绝沦。我们对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奶奶一个人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爷爷奶奶老了后，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同，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他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大大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按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
　　
　　 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
　　
　　 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奶奶去世前后，二姊有回忆如下：
　　
　　 奶奶婚后凡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官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入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六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价格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黏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怠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床卜还撤些砂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仟，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村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则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怕做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迟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以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从二姊的回忆里，十足看到中国丧礼中的恐怖面。丧礼开始，在世的活人变成死人，去世的死人变成鬼，生死线外，一片恐怖。吓破胆的在世活人－二姊继续写道：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他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间，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他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胀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突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凡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入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都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在惊魂动魄及失魂落魄后，最后改用离家住校的方式来救这鬼迷心窍的二姊了：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姊陪我注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姊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卜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摆得起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姊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未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人姊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宣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在奶奶、爷爷走后，下一个轮到外祖母了：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半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咪斤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个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和外祖母的寿材掉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村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量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占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占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见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下。我赶快进套问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相反地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一九四八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村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常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匕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村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枢前打幡儿。
　　
　　 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
　　
　　 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姊生气他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姊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姊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式上。
　　
　　 在庙里做佛字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入、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龙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二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
　　
　　 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二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我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姊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二姊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姊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姊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迟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
　　
　　 那年大姊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姊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姊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会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口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
　　
　　 我就这样被留在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四月，自三姊以下，我们来了台湾，二姊写道：
　　
　　 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中沓无消息二十九年。"生离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口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南北四十口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至于北京的内务部街老宅：
　　
　　 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做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讯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离开内务部街三十四年后，二姊旧地重游了一次，她留下动人的描述：
　　
　　 一九八一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囚十四号的痕迹。
　　
　　 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撞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一义"丫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法，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妹妹都喜欢玩儿，而且玩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降擦，铁板总是光溜溜十分干净。
　　
　　 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者住户，有根有据他讲客厅里那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
　　
　　 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惟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大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位洋太大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四十四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天旋地转多年后，妈妈在陈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个人回到内务部街老宅。过去是一家十口离开，现在是一人旧地重游，却住进近十户人家，睹物思情，为之泪下。二姊说得对，内务部街老宅"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不单是二姊，每一个离开它的人，都会如此。我从二姊的回忆里，无异故国神游、旧宅重归，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认为我此生会再做二姊四姊乃至妈妈她们做的事。－"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一九九八年正是我离开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怀疑我会再旧梦重温。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别半世纪后重返浙江，电约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马老情人在当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达，远远地看到一龙钟老妇，满面风霜。才干而来，不是别人，来的正是秋水伊人也！这位朋友回来占诉我，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拔脚想逃！我笑说："你真自找苦吃，；旧梦是那么好重温的！看来罗曼蒂克，其实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来生再见，切忌白头重逢啊。"－山水旧宅虽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腾，但毕竟不看也罢，有道是"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五十年，五十年问，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国梦重归"
　　
　　 比真重归好得多，故乡重返、故人再见，梦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姊四姊乃至妈妈者不知也！
　　
　　 前面夹叙夹议二姊的回忆，大都是写吾家旧事－一般的旧事，二姊还有专写我个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叙议，以为光宠。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我小时候，不但有同女佣人一起偷窃的共犯记录，并且还有同爸妈二姊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的被捕记录。看二姊回忆：
　　
　　 一九口一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漏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和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
　　
　　 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叠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姊所指的大小木盒装着的古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我也参加寻找过。最后找出来的是大约（一厘米见方的一块丝布，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证明李季恒（玑衡）同志的抗日地下上作身份，下面由东北义勇军领袖马占山将军签发。多年以后在台湾，在爸爸死后，垂老的前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留下这样的文件给我：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径启者：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入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王作。
　　
　　 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忐商定，仍请车同忐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下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
　　
　　 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讥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虎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惊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过多少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