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见到一位同乡前辈在拙文后的评论，提到了“压迫”。其背景是我开始激烈地对身边的一些堂皇的“强制”做出反应，其中一为“强制娱乐”，一为“强制学习”。两种强制显而易见说明有了新的压迫，而且往往掩盖在令我们容易感恩戴德的形式之中。我们多数人一般都不是不解风情或者不甘受优裕，然而今天这样的事情已经超过了它的形式意义，而表现出一种深切的虐性。这种感受并不难于发现，然而如我同乡前辈这样愿意对其表达意见的人则少之又少。这就比较符合现实情况，说明有真实的思想活在网络这样的虚拟之中，而且它们也有意无意地表现了出来包括逆来顺受。我们知道，在任何一种强制到达人们身上时还并不能称之为“压迫”；只有当你表示出“顺服”之意的时候，真正的压迫才就此产生。
　　如何看待当代人对受迫的敏感性，最好不要急着上升到道德的层面。因为如果有了道德的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又不容于当世的公众舆论，则在面对个人的现实时，便会轻易地在“言论的巨人”还原成“行为的侏儒”时产生罪恶感。当今的思潮总的来说是人们已经再不愿委身于古老的道德与礼教体系，不愿再接受古人的教诲。如果这是为了保持一种思想的自由无拘，同时自身的道德观念已经成熟，且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影响公众利益，那就无可指摘。因此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形左失右地早早用陈旧的道德观念来局限我们，这样才能自如地探讨我们的受迫问题。
　　我看当代人今天对待“受迫”的态度，似乎有所选择，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自然的嗜好。那就是对一些冠以“文化”、“管理”方面的活动或事务比较热衷，以为是正道的风尚，对其中隐伏着的属阶层压迫性质的东西则视而不见，感觉是有利于个人的发展空间。这也就难免会有人提出不能像我这样偏激地主张一概抵制；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对衣食问题就敏感的多了，对于自己不能够每日锦衣玉食就感觉受压迫的厉害，生活条件一旦变化立即就要叫起来，就要喊起了人权。此种情况，是不是说明生活质量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是不是人们还停留在温饱程度的“受迫观”？就很能说明问题。
　　思想文化方面的压迫什么时候能使人们觉得胜于裹腹，才是当代人真正开始谋求思想独立、精神健全的开端。因为温饱问题可以随时间及物质环境的改善而消除，对文化压迫的敏感度却是需要有所表达的。我看重的是这种表达。当然，这样一来，形成了对抗。人们之所以对种种“文化管理”视而不见，往往鉴于这个原因。因为对抗于特权，不论是在文化还是在强权之中都将被视为不能相容于团体，不能相容于团体的核心。这个代价过于惨重，鲜有人愿意为了自身文化体系的纯净而一试。至于其他的人们，则以为一谈文化乃高级之物，能尝一点乃最最时髦与高层次的收获，所以能从中得到某种心理上的享受，对这种“文化管理”的给予感激涕零也就自然而然了。
　　近些年观察，有一个表达出来比较恶劣的发现：即正在执行某一个团体文化管理之人，往往是无文化之人。这就是说大多数文化理论不论优劣都是在开展之时被戕害的。近代甚至现代许多国学大师一再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其实没有文化的“文化”乃最可怕的文化。现在我们就正在走过种种伪文化的巨大麻痹，其副作用正在逐一体现出来。所有假“文化”之手压抑人性的，其实正在应验着我们对文化的敏感程度，我们是不是了解文化的本质乃自由思想与人性光辉的结合之物？是不是愿意表达对这种种“文化”形式的压迫，人格正面对一次自我超越与沦陷的机遇。
　　
　　2004.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