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现代诗歌的几个想法
　　
　　1、后现代诗歌：一个无奈的命名
　　
　　每当需要说出一种现象的时候，总想找到一个简便的词语来表明所指。而这必然面临的危险是“命名”。和当下许多令人激动的其他命名一样，这一行为同样也面临着炒作的嫌疑。不过，我现在的目的只是要“说出”，那么这种命名是否可以理解为无奈的选择呢？权且这么说吧。在一个门派林立、旗帜乱翻的诗歌江湖时代，一个正当的“说出”行为如果招来问罪，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然后说到后现代诗歌。我所理解的后现代诗歌，首先是一个文化背景意义的，这就是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商品在文化、艺术和意识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平民化群体的形成以后、走出高雅的圈子成为大众的消费品的诗歌。其次是一个艺术主体意义的，即从现代主义和“朦胧诗”的自我、英雄和艺术宗教（比格尔）宝座上滑下真正成为平民人物的诗歌主体所写出和拥有的诗歌。最后一个才是手法意义上的，即从反传统、反抒情、反深度和反意象的角度出发，以解构意义、拒绝解读只体验文本的共时经验为艺术趋向的诗歌。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去理解，那么相对明确的划分界限是在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非非主义、七零年代到九零年代以及其他的各种类似的共通的诗歌写作和其文本。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为了说出某种认识的需要，既没有诗歌史的意义，也没有“一统武林”的企图。
　　然后说到想法。
　　
　　2、空守：意义的解构
　　
　　可以想见，从诗歌文本上消解意义的后果是，深度模式的全面消失，既包括消除辩证法的现象和本质的区别（詹姆逊所说的第一种深度），也包括消除心理想象和客观世界的差异（心理学的深度），还包括确定性和变化的关系（存在主义的深度），最后是语言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区分（结构主义深度）。所有的具有二元对立的深度意义全部被消解，所谓的“真理”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价值。这样，一切都到达文本的表面，没有传统，没有历史，甚至没有提供给思考的历时性语言。那么，我们的文本里面还有什么呢？仅仅是一种共时形态的声音吗？或者是游戏、巫术？抑或某种图片？都是无法言说的。因为解除了意义的文本拒绝解读，那么“说出”本身就以为着自讨苦吃。这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伊沙）：
　　
　　老狐狸
　　
　　
　　（说明：欲读本诗的朋友请备好显影液在以上空白之处
　　 涂抹一至两遍《老狐狸》即可原形毕露。）
　　
　　在这个例子中，所有借助于语言确立的“内核”全部被遮蔽，那么对于诗歌的追寻结果只是某种小小的机智，或者就是一个被嘲弄的经历，除此之外，还会是什么呢？让读者人人充当歌颂新衣的大臣吗？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要从根本上瓦解意义的操作，只能留下唯一的结局：空守。
　　
　　3、两难：技艺的尴尬
　　
　　技艺成为诗歌写作中的术语，其前提是消解意义以后，文本处于一个可仿写或可复制的层面上提出来的。当然，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技术、作坊、传授等基本术语。但肯定的，与精神层面的领悟无关。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诗歌不再是诗人所特有的语言技术，一个粗通文字的个人也可以通过模仿甚至是抄袭的途径而熟谙复制的技巧。当然，这会从量上提高诗歌的规模，但对于艺术存在之诗歌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噩耗？
　　
　　回到技艺自身。尽管表达上是为体验作准备，但同一种技术一旦成为某种一致的倾向，自身也是一个产生意义的过程，这些意义需要解构吗？不解构就意味着经验的重复，意味着解读的可能。要解构则必然导致后现代诗歌艺术主张“解构一切”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这种两难的境地表明，其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不得不创造新的传统，解构风格的同时不得不创造新的风格，反讽历史的同时不得不制造新的反讽历史。难以两全的选择，必然会从总体上证明其作为一种艺术主张的虚无。还是让我们来体验以下的例子（乌青）：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各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同情游，相期邈云得
　　这首诗是李白写的。
　　
　　全诗以一种反讽的形式解读传统文本，在人们都沉浸于文字创造的幻觉时，突然尖刀直入的斩断：这首诗是李白写的。让所有的幻觉化为虚无。把传统文本以一种斩断的方式予以复制并制造出令人气馁的反讽效果，可以说是全文的极致。但从“技艺”的意义上讲，却是一个简单易懂的小机智，可以设想，随之迩来的复制和摹写也必将以克隆的速度翻番，甚至最后出现复制品的复制品：这首诗是乌青写的。那将会如何？____所谓技艺，其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样，它的结局肯定也是：尴尬。
　　
　　4、末路：语言的铁幕
　　
　　于诗歌而言，从哲学深度、相对的真理、有限的崇高等这些价值上进行的瓦解，显然是有章可循的。从某种意义讲，只是 轻轻绕过几块“礁石”而已的技术。但当走到语言的大门跟前，我发现诗人们或者含糊其词，或者语焉不详。有说“诗到语言为止”，有说“诗从语言开始”，都在打着擦边球。为何他们都不大刀阔斧的解构语言呢？在这个铁幕后面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语言，是这个游戏的规则，也是权利。丢开这根稻草，也许诗歌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无“意义”的不知所云的。比如《老狐狸》，其实仍然离不开“外围”的语言标记，标题和说明等等。丢开这些，那么或许诗歌就是“皇帝的新衣”了，这种游戏到底有多少价值呢——从语言层面去彻底解构，显然是反诗歌的。
　　
　　从另一个角度，所有的语言都是有意义的，哪怕是单个的词。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总 会影射出一定的意义，不管是历史的，还是文化约定的，反意义就是反语言。哪怕是你使出万般手段，那些“泥着”在词语上的意义总会突现出来。当然，随着语言的进程，一些意识形态的、特定价值的意义会添附到词语上去。你尽可以象于坚那样，用一首诗的过程去清洗“乌鸦”这个词，把泥着在词语上的某些灰尘清洗出去，但那样的工作又是何其浩繁！况且，清洗的过程仍然是一个产生新意义的过程，那样的无限清洗如成为诗歌的唯一目的，诗歌也许只能是一件清洁工的伙计，前景展望让人同样气馁。也许，我所说的末路空守的全部意义也正在于此。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诗歌内部，所有的解构只能是某些特定的部分，它在具体诗歌文本里面，最多体现为“选取”、“绕开”或者“斩断”，外观上只是词语、句子和排列的区别，其本质的区别只能是题材的区别，趣味的区别，指向的区别——所有向语言的发难和恭维，最后只能是拍打空气。诗人杀伤自己的喉咙却未得到语言的青睐，最终发现自己走到出口：末路。
　　
　　5、主体：历史的竞技场
　　
　　综观后现代诗歌的种种主张，比较一致的多是在语言内部的一些策略。而从外部来看，无非是消解“主体”，放逐“人”，建立一种没有人的空心文化。但被消解的这个主体在当下是真实的吗？过去这个“人”只是被儒家“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炮制成“礼”的一种规范动作，又被道家“忘我”、“无我”成一团气——他本来就是没有面目的实在——后来又“大公无私”、“忘我工作”成“革命的螺丝钉”，还是被隐匿着。刚刚被新时期的文学呼唤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自我”，现在又要被放逐，被消解。一种虚幻的存在被消解的结果只能拍打空气。但我们的诗人们却乐意于在这样一个虚设的背景上来一个堂皇的制作各种各样的轰动效应，动辄回到“下半身”，放弃包括“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等属于上半身的词汇，而刻意于身体写作，“强调**，不是胯，不是腿，不是脚，也不是这半截整体的强调”，仅仅满足于某种语言快感。凡此种种，无非一种加力式的炒作，于文本却不怎么重要了。诗歌只好孤零零的站在原地发呆，她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主人了。
　　
　　诚然，“历史的竞技场总是包括殉道者和雄师，前者依赖于永恒的安慰，后者依赖于历史上的生肉。但时至今日，艺术家一直站在场外旁观，过去他常常为了自己而有目的的歌唱，或者充其量不过是鼓励殉道者，使雄师忘却自己的食欲。但是现在艺术家却进入到竞技场里来了。”（加缪）问题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背景，意识到这样一个阳光更多但黑暗也堆积厚重的时代，一个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与真理交织成同一语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它是乐意于艺术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练习的，乐意于诗歌仅仅是一种消遣的、矫柔造作的、装模做样的、抽象观念的消费品，而不是觉醒的武器。如果你选择了避开，从雄师的附庸走向无所事事的看客，你不会比生肉饿结果更好。
　　
　　艺术不可能成为自言自语的独白。当一个诗人试图打动永恒那坚硬的耳朵时，他只有重申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