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无为而治”.把“无为而治”解释为愚民政策有合理的地方，但却有失偏颇，它应该被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范围里去认识，“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传统因素，并且对后世王权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经》的政治理想是一种圣人政治，《道德经》中屡屡提到圣人之治的字眼，而圣人之治的核心内容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是说圣人治理人民的方式是顺乎自然，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道”去治理，尽量少的干预人民的生活.《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世.行无言之教”通过三不做和二做到，即“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和“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从而达到“小国寡民...老死不向往来”的理想社会状况.
　　 与其他先秦诸子不同，《道德经》中圣人治理下的无为与其他人有明显甚至是对立的不同.首先，《道德经》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从而“绝学无忧”因为在道家看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从而反对学习，反对教育，反对礼乐，反对一切可以启发民智的东西.其次，老子也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提出“法令益彰，盗贼多用”的观点，反对过多的干涉和限制人民的生活，法令的繁复，反而成为社会不法行为增多的根源.最后它反对墨家的“尚贤”，认为不尚贤可以使民不争，过一种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生活，从根本上避免物质财富以及分配给人带来的精神的堕落与痛苦.
　　 这些具体的办法有人认为是刻意要把人民培养成傻子，通过愚民政策来维护王权专制的统治①，这样的认识不乏合理性，但如果放到整个传统文化的范围内去思考则有失偏颇.
　　 一.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总是在提倡一种圣人政治，这种圣人政治与王权专制有联系但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两者并不是一回事，《道德经》中描述的圣人政治，“始终没有忽略民众应有之地位，始终视民众不为轻”②，圣人从来都没有凌驾与人民之上，圣人是通过“后其身”而达到“身先”的目的的，他“人之所畏，不敢不畏”且不与民争利，他地位的取得并非是通过武力或者阴谋诡计获得，而是因为圣人有“道”而且“功成而弗居”，他正是因为无私，才“成其私”的，只有有“道，才能达到“万物将自宾”的境界，而且圣人的地位不是世袭的，是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可以是圣人，治 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是使人人能成圣人”③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物质和欲望的态度，中国文化并不强调物质和欲望的极大满足，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发现了人文的思想，整个社会不是呈现竞争，而是相互协调的发展的，着眼点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思想原则也是〈道德经〉的出发点.圣人政治的目的，便是要使人人都能够“实其腹，强其骨.”而“弱其志，虚其心”只是达到前者的工具和手段.因为可见之欲，可“使民心乱”，有知有欲在道家看来就是社会动荡.混乱的根本原因所在。而“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就是从根本上遏止社会混乱的有力方式.最终通过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来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终极意义上的关怀，不独道家有，其他先秦诸子的思想也包含这样的观点.这与西方无限追利逐欲的文化哲学从根本上是相异的.而把“绝学无忧”简单的与王权专制联系起来就忽略了这种观点对人性的关怀。
　　 要讨论这种学说产生的原因，首先要关注他成书的时代条件和历史背景，《道德经》的成书年代学界仍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它大致从春秋时期老子开始，经后来的补充修订而成与战国中晚期，那么他反映的大概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社会状况.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的种种变动影响了传统士人的政治思想.一.井田制遭到破坏，贵族逐渐开始按亩收取租税“土地所有权无形当中开始转归农民，随之而来的是.封建时代为民制产的均产制度的破坏”④制约经济开始变为自由经济，引起了土地的兼并，从而引起了贫富不均，社会混乱，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这些在道家看来都是社会趋利化，人民无限追逐财富满足.欲望的后果。
　　二.长期的争霸战争和更为残酷的战国时代的 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在战争中消失，另一方面人民的基本物质要求得不到满足.人民开始怀念历史上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三.原有的经济基础的破坏，动摇了原来贵族.平民的社会地位，加上连年的兼并战争，使得礼崩乐坏，教育开始下移，人民的力量逐渐得到重视，人本的精神抬头，人民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必然不会被社会忽视，因此上与民让利的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土壤里得到充分的发育.
　　 其次这种思想的产生也有一定的传统因素，中国历史由前国家状态向国家发展转化，保留了相当的氏族残余.血缘关系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通过三代的家国体制得到了加强⑤，作为传统士阶层仍然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均产平等”的思想，只是道家作为传统的士，将这种观念应用到了全社会的层面.不与民争利，满足人民的基本欲求就反映了这种无形的关系.
　　 钱穆先生在总结先秦政治思想的时候说：中国思想常见为浑伦一体，极少割裂与斩截，专向某一方面做钻研”⑥，道德经中的政治思想也已经融入了中国政治思想当中，与其他学派融合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历代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一.把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思想发挥成了愚民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焚书坑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谶纬等等学说虽然绝学无忧表面上不同，但究其实质都是要达到使民无知的目的，后者带有浓厚的欺骗色彩而已。
　　 二.与民休息的思想，无为而治就是不要过分干预人民的生活，而历代王朝初期，都利用这样的思想来缓和矛盾，发展生产。稳定局面，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协调发展，所谓协调发展，指两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对抗中，可以无限的攫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秉承相互协调的思路使得欲望仅仅停留在实其腹，强其骨的程度，即使有什佰之器，也弃之不用.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和人中间
　　存在着贫富差距，但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天之道，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历代统治者也很好的秉承了这样的精神，“汉代之法，象是不许有过富的，可以有过穷的，唐代立法，想是许可有过富的，不可有过穷的”⑦本质上都是在遏止贫富不均.
　　 四.人本的思想.老子认识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因此他强调不与民争利，圣人应该“后其身”畏惧人民所畏惧的，急人民所急.这种思想也在后世有所发挥，比如李世民就将君与民的关系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民心向背也是历代统治者关心的，收揽民心的方式是皇室必须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