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待在杂文的“话语圈”中，往往也就容易忽略话语权本身，当然，这不仅仅在文体。不论哪一种表达方式，争夺话语权，不在于是非客观，都是自然的；而有没有对自己的话语权认真的审视，却在人为。又见激烈的所谓“文战”，不管是否纯粹，我不擅太平拳。
　　 北京毛志成先生撰文谈论千年以来中外之“文战”，将其宗义归结为“一、与暗世战，二、与邪势战，三、与恶人战，四、与丑风战，五、与贱文战”。他看重文战的真实性，看重文战的对象，也即文人（文化）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是一个基本看法。多数杂文家倡导平民视角，可以说是杂文的基本定位。但是，如果要保持原汁原味的平民化出发点，有一点我觉得必须提到：平民思想来源于实际的日常生活，平民化观点容易受到阶层或独个群体利益的影响，会随着个体或群体利益的变化而左右摇摆，失掉了广义上的公正，这也是现实。因此从以上面的五个“与之战”可以看出，代言平民阶层，应该以适度超然的位置来写作。如果从本来良好的出发点开始，渐渐竟然转到个人的某些利益、特别是转到关乎名誉的文战，谁都可以看出是离开原先那些个“与之战”的初衷走远了。这种老话好多人都早已经说过了，我一定不是最后一次重复的人。
　　 诚实地说，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意义的“文战”，对话的魅力与恐怖都在与此——一但某一种对话展开，似乎大家都在某一种语境中进入了特定的程序，学术或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充分，思路还都未整理，人们就自觉地对结果表示出不信任，从而转移了注意力。从表面上旁观，似乎类似的这种“文战”最后根本不可避免。这绝不仅仅是考较耐心和修养棗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文化环境的孕育下，大家的思考方式大致略同。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人们一直在追求思想的独立，每每反复比较不同文化体系的异同，以求得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客观认识和超越，这个结果却没有大的改观。承认这一点，回过头来再看先前对自身的认识，或许有所帮助？
　　 我有时想，在一个以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清平时代里，谈论“战斗”，谈论任何一种“文战”，都是那么地引人侧视，好像自己额头写着个大大的“闲”字。对这个字，我不想含混不理。文字从来都是一种好的娱乐方式，而且“闲”自古以来就是善用文字的一种境界。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写一定东西，其创作基础都是一个“闲”字，我决不避讳，不为尊者讳，更不为长者讳。这样说来，单纯作为一个玩家来看待，其高下也从来就是一目了然的。有的人度假去爬山，走山麓陡崖害怕的哆嗦，同样的是玩，却在文字上让别人涉险，奈何以为快感。这个道理是有点说不过去的。今时今日，能叫别人觉得可以放心地和自己交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即便是在虚浮文字之中，我也不愿丢掉这个。
　　
　　 从文战出现深一点的思想根源来看，无论从文坛大环境那些未决诉讼，还是我习惯翻阅的作品范围，从其中有时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否是大家的选题思路有问题？从常识来讲，写东西时一但涉及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就应该谨慎了。换句话说，以自己比较陌生的领域内容来说理，容易失误。如果文章大的立论观点就错了，以下的，纵使江河汇集的材料来说理也难免有失本意。前不久书市上流行各种“批判书”，其中有一本《十作家批判书》（大致题目），其中批判的书里有《围城》一书。批判的理由是选题意义不大而享誉过甚、过久、影响过大，是陷在旧时小文人的情怀生活中不可自拔。我对这个批判的理解是——批判的是人们多年以来对待这本书的错误态度，这其中有个时间先后的问题，后来的人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多是来自先天的偶像崇拜，然后才去读该书；另一方面，这本书确实是对当时的读者影响非常大，因为什么？一是对自己可以把握的选题层面十分清楚，决不为了大的主题而盲目进入；再有就是这个作品的作者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真实的认定，尊重真实的生活，所以能以小搏大，恰恰反映了大的主题。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感到我们大家对大的主题太过盲目热衷——大的主题当然就会得到大的回应。但是，在开始写字的时候，没有把自己考虑在内。这种情况就有趣了：“我反映的是宏大的主题，以历史为背景，以人文反思为依托，但是有一点——和我本人无关。别人要是对着文章来谈我本人的情况，这是不行的。”报定这个观点，那些文战自然而然，那些关于文字的未决诉讼也自然而然。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对自身的定位确实有误。这个定位，一是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向，我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就要避让或谦逊；一是写作的意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换用之，尤其对待历史，“不在其时，不强谋其同”，时代不同，说理不具可比性；“千人眼中有千座罗马城”，不必强行将史料进行归纳，引向自己的观点。这样我认为意义不大。
　　
　　 当然，这样一来，也可能被认为是狡猾。依我看，宁可认这个“狡猾”，不要那些低效循环的“文战”。
　　
　　 200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