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王勇，40岁，兰州市人，中专毕业，曾为某歌舞团歌手，现在某公司职员。
　　 时间：2004年9月16日
　　 地点：本报编辑部
　　 采写：小曲
　　 如果有人说一个人是“玻璃”，这个人听了肯定是不会舒服的，因为“玻璃”就是人们所说的同性恋者。同性恋者在大众的眼里是神秘的，传说中他们常在滨河路的一个地段活动，或者在某个酒吧里出入。传说只是传说，传说也常常与神秘相伴。9月14日，一个自称曾为歌手的男子王勇几次打进我的电话，一再地声称自己因为情感问题在过着尴尬的人生。9月16日，我们终于约定在本报门口见面。王勇在电话里说他留了个寸头。他的声音是清亮而好听的，我以为他只有20来岁。当我在报社门口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看起来有40多岁的男子向我走来，他的头发很稀，已经有谢顶的迹象，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衣，样子有点落魄，从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点歌手的迹象。我们在办公室里聊了一会儿之后，他很坦然地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人生因此而一再地改变着轨迹，他的性格也因此变得不合时宜。在他的讲述中，我一再地感到情感对一个人的影响，无论在世人眼里这种情感是否正常——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自己打从娘肚子里出来，我就不喜欢女人，喜欢男孩。从青春期开始，我的梦中情人一直是同学中的某一个男生。也有女生喜欢我的女生，但我总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开就拒绝。我为此非常苦恼，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如果告诉别人，我将成为别人的笑料。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1998年，我在外地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我告诉了他们这件事。我一直试图分析这其中的奥秘，我所能想到的惟一的根源就是在我5岁那年，在老家上海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年我在姥姥家，邻居家有个小男孩，他已经上小学了。他老喜欢抱着我。有一天他放下作业本，然后抱起我，让我舔他的胸部。这年事过去这么多年，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上中专后，我也谈了个女孩子，是我们班的，她坐我的前面，我和她正而巴经谈恋爱，当然也是她先追我的。但我对她没感觉，我只是想改变自己。我和她的恋爱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只是在外人看来，我找了个女朋友，每天带着她在外面转。后来我就开始躲她，我们分手了。
　　 我1982年中专毕业，因为父亲当时在兰州市一家商业企业任会计师，我很顺利地进入了这家单位，当时父亲对我人生的设计是，我先站两年柜台，两年后就坐办公室。在这个公司上班以后，也有一个女孩子追求过我，但仍跟从前一样，谈了几个月之后，我就又开始躲她，因为我跟女人在一起就难受，一点感觉都没有，最后只能分手。我上学时就严重偏科，特长是音乐，数学只考两分。但我在进入这家大公司后，我还获得过珠算第一的成绩。我本来打算在这个单位好好干的。但因为我这人的原因，我只好从这家单位离开了。
　　 那时我进单位两年以后，我开始干出纳，干了将近一年多，在此期间我挪用公款8000多元，被单位查了出来。当时正是国家打击经济领域内犯罪行为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把这笔钱赔了出来，加之父亲在单位的地位，单位对我的处理是开除留用查看一年，把我调到业务室。我当时22岁。在单位调查我挪用公款的原因时我没有讲真实的原因，只是说我挪用的钱被我花了，因为这个原因是不能公之于众的。其实这件事的真实原因是当时我喜欢上我们单位一个男孩，这8000元都花在他身上了。他比我大两岁，是搞经营的。俗语说恋爱使人的智商降低，我也不能免俗。这8000元是陆陆续续从单位拿出来再花在他身上，请他吃饭，给他买自行车、手表等，反正东西太多了，我现在都不记得了。那个小伙并不知道我对他的真实想法，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说不出口，更不能说，说的后果就是我身败名裂。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发生这件事之后，我感到没脸见人，在单位抬不起头，成天无精打采。正好看到报纸上一家歌舞团招聘歌手的广告，因为我的歌唱得非常好，我顺利地进入这家歌舞团，人事关系也调了进去。在这个在兰州市曾经很有影响的歌舞团，我很快成为团里的台柱子，我的节目一直是压轴的，也就是说，我经常都是最后一个出场。我在舞台上崭露头角同时，我的情感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我，一群一群的女孩子在向我表示好感，我还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掉就应付一下。在我们团里，有一个女歌手也看上了我。她是兰州人，比我小两岁，长得挺漂亮的，唱歌跳舞都行，当时一些电视台还经常请她录节目。我家那时在南关还有一套房子，有一天天下雨，我们团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她也在。那天她没有带伞，我把伞借给了她。第二天，按说她如果还伞的话应该白天就能还的，但她是晚上专门跑到我的房子里来还，然后就坐下聊天，一直聊到深夜她还不走，我让她走她也不走，然后该发生的事就发生了，当然是她主动的。当时做爱时，我也是一门心思地做，但脑子里想的是男的。因为痛苦，我试图改变，因为那种感觉就跟做贼一样，我不能表达，自己压抑自己。我和她在南关十字的那件小屋里同居了3个多月，有一天邻居将这事告诉我妈，我妈有一天专门跑到那房子里来了，当时我们还在里面睡着呢，我妈就在门外骂我：“你个流氓。”我妈她跟本就不了解我的情况。那个姑娘也曾跟我提到过结婚的事，但三个月之后，我因为嫌团里待遇不公平，不一次演出完了之后我就跑了，再也没有回这个团。
　　 离开歌舞团之后我就开始走穴，先是在新疆的一家歌舞团里待了两年，之后我进了河南一个摇滚乐团，在里面任主唱。我们在新疆演出期间认识了一个吉他手，他是哈尔滨人，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久而久之，我发现我爱上了他，我一直想告诉他，但不知道怎么给他说。有一次我无意中对他说：“我不想演出了，我们凑上五六千场块钱到哈尔滨开个录相厅，不要再这么跑来跑去的了。”他表示同意。后来我们演出到了南通，南通跟上海一江之隔，正好团里放了一个星期的假，我就回了一趟上海。我到上海的第三天，我们的吉他手就到上海来了。我当时住在我外婆家。我也没让他进门。我看他手里提了个牛仔包，包里有台录相机。他说是偷了演出的影剧院的，当时我就傻了。我赶紧跟外婆打了声招呼连夜坐船到南通，当时我也不知道咋办，我只是想出面把录相机给人家还了，但没想到我们一到影剧院就被警察给抓了。警察知道我没有作案的时间，就把我放了。那天下午我还有一场演出，本来以往我都是最后一个唱歌的，但我不放心我的朋友，就跟别人换了节目。演出完后我就直奔派出所，看到我的朋友被绑着坐在凳子上，人家正准备往看守所送。我拦着警察死活不让送他走，求那些警察罚多少钱都行，我来交这些钱，但我的朋友已被刑事拘留，再求也没有办法了。他被关到了南通拘留所，后来被判了两年六个月，从那天开始，每个月的这一天，我无论在哪里演出，我都会去看他，一直到他出了监狱。他出狱时也是我去接他的，我把他一直送到哈尔滨，让他在家里把心情好好调整一下。这已经到了1995年。我的这个朋友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接受我，但自从他回到哈尔滨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96年，有一天晚上我在江苏演出完了之后，我喝了很多酒，我突然想家了，我感到特别的悲哀，就给家里写了封信，信中给家里人把我是个什么人都说了，想求得父母的理解。没想到98年我退出唱歌生涯回到兰州时，我进家门都很困难。我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外面给家里一分钱没挣，还在外面搞同性恋。”后来好说歹说，家里总算让我进了家门。
　　 回到家后，我哥让我在他的公司里打工，他从一开始就告诫我，不要把自己当老板的弟弟。其实我也没有把自己当成老板的弟弟，也许是我天生不善于跟人打交道，也可能是我在演员那个圈子里混得太久，我觉得那个行业里人际关系太复杂，有一次我哥到外地出差，我因为业务上的事跟一个管事的人发生了点磨擦，我觉得在我哥的公司里实在干不下去了，我收拾了东西就离开了。回家后我也没敢给家里人说，我仍然每天一大早就出门，跟上班一样，出了门我就在滨河路待着，一直到晚上才回家。但一个星期后，我哥从外地回来了，，家里冰知道了这个事，父母就开始骂我，说：“以后你的事我们都不管了。”父亲拿出200块钱说：“这是你这几个月挣的钱，除了伙食费以外，就剩下这些，你拿着自己干什么干什么吧。”我就走了，每天家里的饭也再没吃，我没有工作，吃家里的饭也没那么理直气壮。每天我还是一大早就起床，但还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也不爱转，就坐在滨河路上一直到天黑才回去。有一天我在滨河路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让我帮他跑个业务，并答应先支3000多元的路费，说只要尽力就行了，跑不下业务也不要紧。后来我到各地跑了一圈空手而归，这个朋友为此很不高兴，他竟然带了几个人到我家要钱。那天我正好不在家，当我回到家后，我发现我的床被拆了，我妈说她害怕要账的人，就让我搬到外面去住，家里的三口人都骂我。后来我租了一间黄河北的朝阳村民房，买了个三轮车，我打算作生意。我从小西湖批发市场批了一点饼干在朝阳村的路口卖。出摊一个星期后，我父母来看我。那是冬天，我当时正坐在一个水泥台子上，穿了一件羽绒服。我妈一看见我就哭了。我也挺心酸的，但我说：“你不要哭，以前在歌舞团的时候我也享过福。”我妈给我带一锅米饭，还有红烧肉，都冻成了冰疙瘩。以后的每个星期他们都来，每次都给我带吃的东西。我卖了三个月的饼干，但还是就我手里那点钱，我除了抽烟和付房租外也没有别的支出。我觉得买卖做不下去了，后来正好有一个小伙要跟我合伙开麻辣烫，我又回家跟家里要了3000块钱，后来因为那个小伙找不来钱，我就只好自己开，我学会了做麻辣烫，但生意一直不怎么样，这时我的胃病开始发作，每天疼得我在床上打滚，我哥得知情况后带我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杳。检查完之后，医生让我出去，让我哥进去。我哥从医生办公室里出来时眼睛红红地。但他说没事。后来他安排做手术，手术费要花几千元，其实家里能拿出这个钱，但我想自己多少年给家里没挣过钱，自己还年轻，能扛不扛过去，就不做手术。但还是疼得在床上打滚，家人给我买了一种进口药，挺管用，但特别贵，每半个月就要吃一瓶。我给家人说：“你们再别买那种药了，我不疼。”从医院出来后，因为关了一段时间门，我的生意每况愈下，后来甘脆连房租都交不起了。后来我跟家人也没商量，就把店面转让了。当被转进来是2000块钱，但因为那地方要拆迁，我500块钱就转了。我爸知道这个事后，家里就又不管我了。那是2000年的事。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回过家，到今天一直给人家推销点小食品，好不容易攒了500块钱，我到东部批了点睡衣到永昌路的市摆地摊，但每天要交10块钱的管理费，因为根本挣不了10块钱，我只好像别人一样逃费，有一次还把自行车给丢了，最后没办法，就把那些东西处理了。到去年的12月29号，当时身上只有130块钱了，我的胃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用膝盖顶着，因为吃一般的药根本不管用，借钱又不可能。后来我路过一家超市，想进去偷点东西卖了买点药。我偷了十板箭牌口香糖，一出门就被抓住了。派出所要罚款，我说了我哥的电话号码，当时我哥告诉民警：“我们不管这个事，我们几年都不来往了。”我被拘留了7天，出来以后就帮人推销饮料，每天挣一点钱，一直干到今天。
　　 今天我找你说这些，只是因为我想回家。我知道不可能再回到家里住，我只希望能通过报纸，能跟家里人有一个谈话的机会。我是同性恋这件事除了我的家人和那个哈尔滨小伙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
　　
　　记者手记：
　　 同性恋现象其实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社会存在。英国伟大的科学家、心理学家、作家霭理士在他的《性心理学中》中写道：“一、它的散布极广，古今中外，不论在任何文明的段落里，都有它的重要的地位；二、在今日的文明社会里，它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三、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有过同性恋的表现。”他还写道，同性恋的对象转达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可以说完全与异性恋没有二致。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也曾有过相同的论述。我国性学专家潘光旦先生曾作《中国文献中的同性恋举例》，文中提到的同性恋中见诸文献的最早的例子当属黄帝，他提到的人物很多，在历史上很出名的还有汉武帝等帝王。其实同性恋一直在人类的文明中存在着，中国古代将有同性恋倾向者称为龙阳之好，其实龙阳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他是战国时期楚国人，《战国策》里对他和安陵君的恋情有过描述。还有中国历史上的恋童的风气，此风在清代还一直存在。
　　 进入现代以后，关于同性恋的论著就更多了，同性恋者集会争取自身权利的新闻也时常见诸媒体。一些国家现在甚至允许同性恋者结婚了，这体现了人类认识这一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学者们的研究当中，有的把同性恋当成一种病，但一直没有探索到治疗的方法；一些学者则认为不是病，只是一些人天生如此。我们的社会对同性恋在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这是一种丑恶的事情，是不正常的，这造成了同性恋者对待自身问题时的困惑，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社会的压力，一方面要承受自身情感的折磨，他们的处境一般都是不妙的。好在社会在进步，人们的认识在进步，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宽容地对待这一问题的。
　　性学专学庄严：
　　 1992年在荷兰召开的第十届世界性学大会上通过的一个宣言，世界各国的性科学家一致认为，同性恋不是变态，也不是病态，更不是精神病人，他们只是性指向的偏离。在国外有统计的人群中占百分之三到四，而且男同性恋多于女同性恋。造成同性恋的因素到底是遗传还是社会环境因素，学术界没有定论。但是比较有共识的观点认为，他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对少年儿童来说，预防远远大于治疗，要提醒孩子的性别角色，培养孩子悦纳自己的性别，这样就会有效地预防同性恋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