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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驰向思索的海洋
　　 ●面对死亡，面对真理，是生是死可以选择，放弃真理可生，坚持真理要死，布鲁诺在接受宗教裁判所审判时毫不动摇地选择了真理，“我庄严宣布，存在着跟这个地球世界相似的无数个单独世界。” ●为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在晚年却令人悲哀地作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完美和谐的宇宙来自上帝的统治。对此，他还进行了“科学”的论证。 ●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在法兰西学院为他举行的入院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论风格的演说”，这一演说可称之为传世经典，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 ●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曾讲：“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是物种起源学说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宣传物种起源学说时曾讲：“但是，又有谁能知道在这新的改革过程中，文明世界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与痛苦的斗争呢？” 科学也是一种智能探险，它更易于被青年接受。科学对青年特别具有感召力的原因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他们懂得科学与他们未来生活的世弄有某种联系。 ——卡尔·萨根 伟大科学和大科学家，像大诗人一样，常由非理性的直觉所激发。 ——波普尔 请让我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在伟大真理海洋的沙滩上拾集晶莹的卵石。他们日复一日地注视看那虽然缓慢，但却碉定无疑地上涨的气势磅礡的海潮，这股海潮的胸怀匐藏着无数能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 ——赫胥黎 繁星点点的天空凭借科学的帮助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想法，并没有什么规则。科学能说明日落的色彩，但她说不清楚人们的幽思顺泻自何种苦乐之壶。 ——戈尔德曼·史密斯 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是一座矗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为了使它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不断地勤加拂拭和维护。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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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授受宗教裁判所审判时的演说作者：布鲁诺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因反对经院哲学，被控为“异教徒”，流亡国外15年。1592年回国后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后烧死于罗马。他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出发，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天体系统。肯定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感觉是理性的基础等。著作有《论原因、本质和一》、《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等。 整个说来，我的观点有如下述：存在着由无限威力创造的无限宇宙。因为，我认为，有一种观点是跟上帝的仁慈和威力不相称的，那种观点认为，上帝，虽具有除创造这个世界之外还能创造另一个和无限多个世界的能力，似乎仅只创造了这个有限的世界。 总之，我庄严宣布，存在着跟这个地球世界相似的无数个单独世界。我同毕达哥拉斯一起认为，地球是个天体，它好像月亮，好像其他行星，好像其他恒星，它们的数目是无限的。所有这些天体构成无数的世界。它们形成无限空间中的无限宇宙，无数世界都处于它之中。由此可见，有两种无限——宇宙的无限大和世界的无限多，由此也就间接地得出对那种以信仰为基础的真理的否定。 其次，我还推定，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神，由于它，一切存在者都在生活着、发展着、运动着，并达到自身的完善。 我用两种方式来解释它。第一种方式是比作肉体中的灵魂：灵魂整个地处在全部之中、并整个地处在每一部分之中。这如我所称呼的，就是自然，就是上帝的影子和印迹。 另一种解释方式，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借助于它，上帝就其实质、现有的威力说，存在于一切之中和一切之上，不是作为灵魂，而是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 至于说到第三位格的上帝之灵，我不能按照对它应有的信仰来理解它，而是根据毕达哥拉斯的观点来看待它，这种观点跟所罗门对它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我把它解释为宇宙的灵魂，或存在于宇宙中的灵魂，像所罗门的箴言中所说的：“上帝之灵充满大地和那包围着万有的东西。”这跟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是一致的，维吉尔在《伊尼德》第六歌中对这一学说作了说明： 苍天与大地，太初的万顷涟漪， 那圆月的光华，泰坦神的耀眼火炬， 在其深处都有灵气哺育。 智慧充溢着这个庞然大物的脉络， 推动它运行不息…… 按照我的哲学，从这个被称作宇宙之生命的灵气，然后产生出每一个事物的生命和灵魂，每一事物都具有生命和灵魂，所以，我认为，它是不朽的，就像所有的物体按其实体说是不朽的那样，因为死亡不是别的，而是分解和化合。这个学说大概是在《传道书》中讲到太阳之下没有任何新事物的地方阐述的。 　（汤侠生　译） 完美和谐的宇宙来自上帝的统治作者：牛顿 牛顿（1642——1727），英国科学家、力学的奠基者。在数学、光学、天文学诸领域均有较大贡献。生于林肯郡。1703年选为皇家学会会长。在力学方面建立了牛顿运动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方面为光谱分析打下基础，提出了光的微粒说。在热学方面确定了冷却定律。在天文学方面创制了反射望远镜。在数学方面提出了流数法，是微积分学的创始者之一。其哲学思想是一种自发的唯物主义。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著有《关于运动》、《光学》等。 旋涡的假说碰到许多困难。如果从每一行星到太阳画一条半径，那么这条半径所掠过的面积与行星运行所用的时间成正比，旋涡各个部分的周期应该服从它们和太阳之间距离的平方这个关系；然而各个行星的周期可以算出是与它们和太阳之间距离的3/2次方成正比的，所以旋涡各个部分的周期，也应该与它们和太阳之间距离的3/2次方成正比。较小的旋涡可以绕土星、木星或其他行星作较小的转动，并且还可安然无忧地在太阳的较大的旋涡中漂游，太阳旋涡各个部分的周期应该相等；太阳和行星绕它们自己的轴的旋转运动，应该和它们的旋涡运动相配称，但是这种旋转运动却与所有这些关系远不相称。彗星的运动非常有规则，也服从行星运动一样的规律，但根本不能用旋涡的假说来解释；因为彗星能够以很大的偏心运动毫无区别地通过天空的各个部分，但这样自由的运动，是和旋涡学说不相容的。 抛射到空中去的物体，除受到空气阻力外，不受其他的阻力作用。把空气抽掉，如在波义耳先生的真空中所做的那样，阻力也就消失；因为在这样的虚空中，一根细的绒毛和一块硬的金子将以相同的速度掉落下来。同样的论证一定也可以应用于地球大气上面的天空；在这些天空中，由于没有空气能阻挠物体的运动，所以所有物体都将以最大的自由运动；行星和彗星就将遵循上面所已阐明的定律在具有给定的形式和位置的轨道上经久不变地运行；不过，虽然这些天体确实能仅仅由于那些重力定律而持续在它们的轨道上运行，但这些轨道本身有规则的位置，无论如何是不能先从这些定律中推导出来的。 六个主要行星都在以太阳为中心的同心圆上绕着太阳运转，运转的方向相同，并且几乎在同一个平面之内。十个卫星都在以地球、木星和土星为中心的同心圆上围绕这些行星运转；它们的运动方向相同，并且几乎在这些行星的轨道平面之内。但是既然彗星能以偏心率很大的轨道走遍天空的所有部分，就不能设想单靠力学的原因将会产生这么多的有规则的运动；因为用了这样的运动，彗星才能容易地并以极大的速度穿过行星之群；在它们的远日点地方，它们运动得最慢，因而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最长；而且在这些地方，它们相互间又离开得最远，因而它们受到相互吸引的干扰也最小。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治。如果恒星是其他类似的天体系统的中心，那未由于这些系统也是按照同样的明智督促所形成，它们必然也通统服从于这唯一主宰者的统治，特别是因为恒星的光和太阳的光性质相同，以及来自每一天体系统的光都会传布到所有其他的天体系统上去的缘故；并且为了防止一切恒星系会由于它们的重力而彼此相撞，他就把这些星系放在相互离开得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个主宰者不是以世界的灵魂，而是以万物的主宰者面目出现来统治一切的。因为他有统治权，所以人们称他为“我主上帝”或“普天之君”；因为“上帝”是一个相对之词，是相对于他的仆人而言的；而神性就是指上帝的统治，但不是像那些把上帝想象为世界灵魂的人所幻想的那样，指他对他自身的统治，而是指他对他的仆人们的统治。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一个永恒、无限、绝对完善的主宰者，但一个主宰者，无论其如何完善，如果没有统治权，也就不成其为“我主上帝”了。所以我们总是说“我的上帝”，“你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诸神之神”，“诸王之王”；而不说什么“我的永恒者”，“你的永恒者”，“以色列的永恒者”，“诸神中的永恒者”；我们也不说什么“我的无限者”或“我的完善者”；所有这些称呼都没有涉及到仆人。“上帝”一词通常是“主”的意思，但不是所有的主都是上帝。上帝之所以为上帝，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者有统治权；真正的、至高无上的或想象中的统治权，就构成一个真正的、至高无上的或想象中的上帝。由于他有真正的统治权，所以上帝才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智慧的，有权力的主宰者；而由于他的其他一切完善性，所以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最完善的。他是永恒的和无限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就是说，他由永恒到永恒而存在，从无限到无限而显现；他统治一切，并且对所有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都是无所不知的。他不是永恒或无限本身，但他是永恒的和无限的；他不是时间和空间本身，但他是持续的并且总是在空间中显现自己。他永远存在，也无所不在；而且正因为如此，他就构成了时间和空间。既然空间的每一部分总是长存的，时间上每一不能分割的瞬间总是普在的，所以一切事物的造物主肯定不能不是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每一个有知觉的人，虽然存在于不同的时间之内，具有不同的感觉和运动器官，但他总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人。时间有其特定的连续部分，空间有其特定的并列共存部分；但不论前者或后者都不存在于人的本身或其思想本原之中，更不存在于上帝的思想实质之中。每一个人从他有知觉这一点来说，在他整个生命过程中，在他所有的和每一个感觉器官中，他总是同一个人。上帝也总是同一个上帝，永远如此，到处如此。上帝无所不在，不仅就其功能而言是这样，就其实质而言也是这样，因为功能不能离开实质而存在。一切事物都包容于上帝之中，并在其中运动，但并不彼此发生干扰；上帝并不因为物体的运动而受到什么损害，物体也并不因为上帝无所不在而受到阻碍。所有人都承认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必然存在的，而由于这同一个必然性，他又是时时、处处存在的。因此，他也就到处相似，浑身是眼，浑身是耳，浑身是脑，浑身是臂，并有全能进行感觉、理解和活动；但其方式绝不和人类的一样，绝不和物体的一样，而是我们所完全不知道的。正如瞎子没有颜色的观念那样，我们对于全智的上帝怎样感觉和理解所有的事物，也完全没有观念。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知道他的属性，但任何事物的真正实质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对于任何物体我们只能看到其形状和颜色，听到其声音，摸到其外表，嗅到其气味，尝到其味道；但用我们的感觉或用我们心灵的反射作用，都无法知道它的内在实质；所以我们更不能对上帝的实质是什么会有任何概念。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我们因为他至善至美而钦佩他，因为他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一个上帝，如果没有统治万物之权，没有佑护人类之力和其最终的原因，那就不成其为上帝，而不过是命运和自然而已。那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当然同样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但它并不能产生出多种多样的事物来。我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看到的所有各种自然事物，只能发源于一个必然存在的上帝的思想和意志之中。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上帝能见，能言，能笑，能爱，能恨，能有所欲，能授予，能接受，能喜，能怒，能战斗，能设计，能工作，能建造；因为我们关于上帝的一切观念都是从与人的行为相比拟而得出来的。这种比拟，虽不完善，但终究有某种近似性。以上就是我关于上帝所要说的一切；从事物的表象来论说上帝，无疑是自然哲学分内的事。 迄今为止，我们已用重力解释了天体以及海洋的种种现象，但是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归之于什么原因。可以肯定，这种力量只能来自这样一个原因，它能穿过太阳和行星的中心，而不因此受到丝毫的减弱；它不是（像机械的原因往往是如此那样）按照它作用于其上的微粒的表面的大小，而是按照这些表面内所含固体物质的数量而发生作用的，并且在所有方向上它总是把它们的作用按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而减小地传播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指向太阳的重力，是指向构成太阳总体的各个微粒的重力的总和；从太阳逐渐离开，重力也就精确地按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而减弱，直到土星的轨道仍然如此，这可从所有行星的远日点都静止不动这一点看到；而且如果彗星的远日点也静止不动，那么太阳的重力甚至可以达到这些最远的远日点地方。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未能从现象中发现重力所以有这些属性的原因，我也不作任何假说，因为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无论是属于隐蔽性质的或者是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在这种哲学中，特殊的命题总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然后用归纳法加以概括而使之带有普遍性的。物体的不可入性，运动性和冲力，以及运动和重力定律，都是这样发现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能知道重力确实存在，并且按照我们所已说明的那些定律起着作用，还可以广泛地用它来解释天体和海洋的一切运动，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们不妨再谈一点关于能渗透并隐藏在一切粗大物体之中的某种异常微细的气精。由于这种气精的力和作用，物体中各微粒距离较近时能互相吸引，彼此接触时能互相凝聚；带电体施其作用于较远的距离，既能吸引也能排斥其周围的微粒；由于它，光才被发射、反射、折射、弯曲，并能使物体发热；而一切感觉的被激发，动物四肢的遵从意志的命令而运动，也就是由于这种气精的振动沿着动物神经的固体纤维，从外部感官共同传递到大脑并从大脑共同传递到肌肉的缘故。但是这些都不是用几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还没有足够的必要的实验可用以准确地决定并论证这种电的和弹性的气精发生作用的规律。 　（上哲译） 论风格的演说①作者：布封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生于蒙巴尔。曾任法国皇家植物园园长，1733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740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是进化思想的先驱，主张物种的可变，提倡生物转变论，提出了“生物的变异基于环境的影响”原理。提出“缓慢起因”论。创立了新地质年代学。最重要的著作是《自然史》。 ①布封于1753年6月23日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补已故院士桑思总主教兰格·碍·热尔日的遗缺；8月25日举行入院式。因演说内容是谈风格，所以后人称之为“论风格的演说”。 诸位先生： 蒙你们召唤我到你们的行列里来，真使我荣幸万分；但是，只有在接受光荣的人能实副其名的条件下，光荣才是宝贵的，而我那几篇论文，写得既没有艺术，除大自然本身的藻饰之外又没有其他藻饰，我不敢相信，它们竟能使我有足够的资格，敢侧身于艺术大师之林。诸位都是在这里代表着法兰西文学光辉的卓越人物，诸位的名字现在被各国人民赞扬着，将来还要在我们的子子孙孙底口里获得轰轰烈烈的流传。诸位这次属意于我，还有些别的动机：多年以来我就荣幸地属于另一个著名的学术机构了，诸位此次推选我，也就是为了对于这个学术机构作一个新的崇敬表示；我虽然对双方面都应该感激，但并不因之减低了我感激的热诚。今天，我的感激心情迫使我有所贡献，但是我怎样去尽我这个责任呢？诸位先生，我所能贡献给诸位的，不过是诸位自己所已有的一些东西罢了：我对于文章风格的一点见解，是从你们的著作中汲取来的；我是在拜读你们的著作和欣赏你们的著作之余，心里才产生了这些见解；也只有在你们的明鉴之下，我把这些见解提出来，才能获得些许成就。 历来都有一些人，善于用言辞的力量指挥别的人们。但究竟只有在明达的世纪里人们才写得好，说得好。真正的雄辩需要锻炼天赋的才能，具备学识修养。它与口才大不相同，口才不过是一种才干，一种天赋，凡是感情强烈、口齿伶俐、想象敏捷的人都能具有。这种人感觉得快，感受得也快，并能把所感所受的东西有力地表达出来；他们以纯粹机械的印象把自己的兴奋与感受传递给别的人们。这是单纯的官能与官能之间的语言；一切动作，一切姿态，都奔向共同目标，起着同样作用。为了感动群众，号召群众，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一般的人来说，为了动摇他们，说服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激烈而动人的腔调，一些频繁的表情手势，一些爽利而响亮的词句，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少数神智坚定、鉴别精审、感觉细腻的人，他们和诸位一样，不重视腔调、手势和空洞的词句，那么，就需要言之有物了，就需要有思想，有意义了；就需要善于把这些物、这些思想和意义陈述出来，辨别出来，序列起来了：专门耸人视听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读者的心灵上发生作用，针对他的智慧说话以感动他的内心。 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如果作者把他的思想严密地贯串起来，如果他把思想排列得紧凑，他的风格就变得坚实、遒劲而简练；如果他让他的思想慢吞吞地互相承继着，只利用一些词句把它们联接起来，则不论词句是如何漂亮，风格却是冗散的、松懈的、拖沓的。 但是，在寻找表达思想的那个层次之前，还需要先拟定另一个较概括而又较固定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只应该包含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把这些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安排到这初步草案上来，题材的界限才能明确，题材的幅度也才能认清；作者不断地记起这最初的轮廓，就能够在主要概念之间确定出适当的间隔，而用于填充间隔的那些附带的、承转的意思也就产生出来了。凭着天才的力量，作者可以看到全部的意思，这些意思不论是概括的或个别的，都能以真正应有的角度呈现在他的跟前；凭着辨别力的高度精审，作者就能区别空洞的思想和丰富的概念；凭着长期写作习惯养成的慧眼，作者就能预先感觉到他这全部精神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只要题目稍微广阔一点或者复杂一点，则一眼就能看到全题，或者凭天才的最初一下努力就能渗透整个题目，那是很罕见的事；就是在经过许多思索之后，能掌握题材的全部关系也还是很少有的。因此，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这是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他的思想的唯一的方法：愈能借冥想之力赋予思想以实质和力量，则用文词来表现思想也就愈为容易。 这种草案还不能算是风格，但它却是风格的基础；它支持风格，导引风格，调整风格的层次而使之合乎规律；不如此，则最好的作家也会迷失路途，他的笔就会像无缰之马任意驰骋，东划一些不规则的线条，西涂一些不调和的形象。不管他用的色彩是多么鲜明，不管他在细节里散播些什么美妙的词句，由于全文不协调，或者没有足够的感动力，这种作品可以说是丝毫没有结构；人们佩服作者的智慧，却很可以怀疑他缺乏天才。唯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写文章和说话一样，虽然话说得很好而文章却写得很差；唯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凭着想象力的灵机一动，起调很高，后面却接不下去；唯其如此，所以又有些人生怕一些孤立的、稍纵即逝的思想散失无存，便在不同的时间里写下许多零篇断什，然后勉强地、生硬地把这些零篇断什连缀起来；总之，唯其如此，所以七拼八凑的作品才这样多，一气呵成的作品才这样少。 然而，任何主题都有其统一性；不管主题是多么广阔，都可以用一篇文章包括净尽。间断，停息，割裂，似乎应该只在处理不同的主题的时候，或者在要写的事物太广泛、太棘手、太庞杂，才思底运行被重重障碍所间断、被环境的需要所限制的时候，才用得着。否则，割裂太多，不仅不能使作品坚实，反而破坏整体；这样写成的书，乍一看似乎很清楚，但是作者的用意却始终是隐晦的；作者的用意要想印入读者的头脑，甚至仅仅想叫读者感觉得到，都只能凭线索的连贯，意思的和谐配合，只能凭逐步发挥、循序而进、层次匀整；然而这一切，一间断就没有了，或者就软弱无力了。 为什么大自然的作品是这样地完善呢？那是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整体，因为大自然造物都依据一个永恒的计划，从来不离开一步；它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它的产品的萌芽；它先以单一的动作草创任何一个生物的雏形；然后它以绵续不断的活动，在预定的时间内，发展这雏形，改善这雏形。这种成品当然使人惊奇；但是真正应该使我们震惊的却是物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的迹印。人类精神绝不能凭空创造什么；它只能在从经验与冥想那里受了精之后才能有所孕育。它的知识就是他的产品的萌芽；但是，如果它能在大自然的远行中、工作中去摹仿大自然，如果它能以静观方法达到最高真理，如果它能把这些最高真理集合起来，连贯起来，用思维方法把它们造成一个整体、一个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上建立起不朽的纪念碑了。 就是由于缺乏计划，由于对对象想得不够，一个才智之士感到处处为难，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他同时想到许许多多的意思，却因为他既没有拿这些意思互相比较，又没有分别它们的从属关系，他毫无标准来决定取舍；因而他就停留在糊里糊涂、不知所措的境地。 但是，只要他能先定好一个计划，然后把题材所有主要的意思都集拢起来，分别主从先后排列，他就很容易看出何时应该动笔，他就能感觉到他的腹稿的成熟，急于要使它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他动起笔来只有感到愉快：意思很容易地互相承续着，风格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热力就从这种愉快里产生，到处传播，给每一个辞语灌注生气；一切都愈来愈活泼；笔调提高了，所写的事物也就有了色彩；情感结合着光明，便更增加这光明，使它愈照愈远，由已写的照耀到未写的，于是风格就能引人入胜而且显得明朗。 有些人想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警语，这种意图是完全和文章的热力背道而驰的。光明应该构成一整个的发光体，均匀地散布到全文，而那些警语就像许多火星子，只是硬让许多字眼互相撞击出来的，它们只是闪一闪，在我们的眼前炫耀一下，然后又把我们丢到黑暗里了，这种火星子是最违反真正的光明的。那都是一些仅仅凭着正反对立来显露身手的思想：作者只呈现出事物的一面，而将其余的各面一概藏到阴影里；通常，他所选择的这一面，只是一个点、一个角，作者可以在上面卖弄才情，这一点、一角离事物的广大面愈远，则卖弄才情愈为容易，而人类常情之考察事物却正是要从事物的广大面着眼的。 还有些人喜欢运用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无拘束的、不固定的概念，这种巧思妙想就和金箔一样，只有在失去坚固性时才能获得光芒，没有比这种巧思妙想的追求更违反真正雄辩的了。因此，作者在文章里把这种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放得愈多，则文章就愈少筋骨，愈少光明，愈少热力，也愈没有风格；除非这种才调本身就是主题内容，作者本意只在谐滤，没有其他目标：这样说来，谈论小事物的艺术也许比谈论大事物的更困难了。 又有些人，呕尽心血，要把平常的或普通的事物，用独特的或铺张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比这个更违反自然美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更降低作家品格的了。读者不仅不赞赏他，反而要可怜他：他竟花了这样多的工夫锤炼字句的新的音调，其目的无非讲一些人云亦云的话。这个毛病是那些富于学识修养然而精神贫瘠的人的毛病；这种人有的是字眼儿，却毫无思想；因此他们在字面上做工夫，他们排比了词句就自以为是组织了意思，他们歪曲了字义，因而败坏了语言，却自以为是纯化了语言。这种作家毫无风格，或者也可以说，只有风格的幻影。风格是应该刻画①思想的，而他们只晓得涂抹空言。 ①法文Style（风格）一词，源出拉丁语stilus（刻字刀），正如中国的“笔”是从“刀”演变而来的一样，所以“刻画”一词在这里用得非常恰当而有力。 所以，为了写得好，必须充分地掌握题材；必须对题材加以充分的思索，以便清楚地看出思想的层次，把思想构成一个连贯体，一根绵续不断的链条，每一个环节代表一个概念；并且，拿起了笔，还要使它遵循着这最初的链条，陆续前进，不使它离开线索，不使它忽轻忽重，笔的运行以它所应到的范围为度，不许它有其他的动作。风格的谨严在此，构成风格一致性的、调节风格徐疾速度的也在此；同时，这一点，也只要这一点，就够使风格确切而简练、匀整而明快、活泼而井然了。这是天才所制定的第一条规律，如果在遵守这一条规律之外，作者更能鉴别精微，审美正确，征词选字不惜推敲，时时留心只用最一般的②词语来称呼事物，那么，风格就典雅了。如果作者再能不对他灵机初动的结果轻易信从，对一切华而不实的炫赫概予鄙弃，对模棱语、谐渡语经常加以嫌恶，那么，他的风格就庄重了，甚至就尊严了。最后，如果作者能怎样想就怎样写，如果他要说服人家的，他自己先深信不疑，则这种不自欺的真诚，就构成对别人的正确态度，就构成风格的真实性，这就能使文章产生它的全部效果了；不过，这也还需要不把内心深信的事物用过度的兴奋表示出来，还需要处处显得纯朴多于自信，理智多于热情。 ②“一般的”，原文是General；布封用这个字，是指平易近人，没有专门学识的人也能懂的辞语，同时也指最能表达事物的全部基本特性的辞语，下文所说的“一般性generalite”，“最一般的概念”，就是说“能概括而又深入浅出”。 上述各点，诸位先生，我读着你们的作品，仿佛你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就是这样教导我的。我的心灵，它如饥如渴地吸取着你们这些至理名言，很想飞腾起来，达到你们的高度。然而，枉然！你们又告许我，规则不能代替天才；如果没有天才，规则是无用的。所谓写得好，就是同时又想得好，又感觉得好，又表达得好；同时又有智慧，又有心灵，又有审美力。风格必须有全部智力机能的配合与活动；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至于词语的和谐，它只是风格的附件，它只依赖着官能的感觉：只要耳朵灵敏一点就能避免字音的失调，只要多读诗人和演说家的作品，耳朵有了训练，精于审音，就会机械地趋向于摹仿诗的节奏和演说的语调。然而，摹仿从来也不能创造出什么；所以这种字句的和谐不能构成风格的内容，也不能构成风格的笔调，有些言之无物的作品，字句倒往往是铿锵动听的哩。 笔调不过是风格对题材性质的切合，一点也勉强不得；它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要看作者能否使他的思想达到一般性的程度来决定。如果作者能上升到最一般的概念，而对象本身又是伟大的，则笔调也就仿佛提到了同样的高度；并且，如果天才能一面把笔调维持在这高度上，一面又有足够的力量给予每一对象以强烈的光彩，如果作者能在素描的刚健上再加上色彩的绚丽，总之，如果作者能把每一概念都用活泼而又十分明确的形象表现出来，把每一套概念都构成一幅和谐而生动的图画，则笔调不仅是高超的，甚且是壮丽的。 说到这里，诸位先生，讲规则也许不如讲实际应用那样易于使人明了，举出实例来也许比空讲箴言更易使人获益；但是，我读着你们的著作时常使我眉飞色舞的那些壮丽的篇章，现在既不容许我——征引，我只好限于说出一些感想。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写得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就是本人①。因此，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也不能变换；如果它是高超的，典雅的，壮丽的，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将被赞美；因为，只有真理是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知道，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献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它所包含的全部精神美，它所赖以组成的全部情节，都是真理，对于人类智慧来说，这些真理比起那些可以构成题材内容的真理，是同样有用，而且也许是更为宝贵。 ①这是布纣的一句名言，在法国常被引用，也常被误解，因此有许多人把它释为“文如其人”。 壮丽之美只有在伟大的题材里才能有。诗、历史和哲学都有同样的对象，并且是一个极伟大的对象，那就是人与自然。哲学讲述并描写自然；诗则绘画自然，并且加以美化：它也画人，加以放大，加以夸张，它创造出许多英雄和神抵。历史只画人，并且只画本来面目；因此，历史家只有在给最伟大的人物画像的时候，在叙述最伟大的行为、最伟大的运动、最伟大的革命的时候，笔调才变得壮丽；而在其他的一切场合，他的笔调只要尊严、庄重就够了。哲学家每逢讲自然规律、泛论万物的时候，述说空间、物质、运动与时间的时候，讲心灵、人类精神、情感、热情的时候，他的笔调是可以变得壮丽的。在其他场合，他的笔调但求能典雅、高超就够了。但是演说家与诗人，只要题材是伟大的，笔调就应该经常是壮丽的，因为他们是大师，他们能结合着题材的伟大性，恣意地加上许多色彩、许多波澜、许多幻象；并且也因为他们既然要经常渲染对象，放大对象，他们也就应该处处使用天才的全部力量，展开天才的全部幅度。 　（范希衡　译） 利赫晏和国电作者：罗蒙诺索夫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学者、诗人。1730年到莫斯科求学，后派往德国马堡大学留学。1741年回国，1755年创办莫斯科大学。是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者。提出物质和运动守恒的概念，反对把分析和综合、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实践的作用。对历史和语言学亦有研究。著有《真实物理化学概念》等。 1753年7月26日下午一点钟左右，北方升起了一大片雷电乌云。我和利赫曼正出席一个科学院的会议，于是匆匆告别，想赶回家去观察“雷电器”。 不多功夫，雷声大作，但没有一滴雨。我看了看所装置的雷电器，丝毫没有发现电力的征兆。但当饭菜摆在桌子上的时候，我终于看到铁丝发生特别的电火花，我的妻子和另外几个人也都跑到这里来了。我们大家一起看了铁丝和吊起来的铁条，因为我希望有几个目击火花的各种颜色的见证人。利赫曼教授曾和我争论，他不认为会有各种颜色。就在我把手伸到铁丝边、火花僻啪僻啪地四散爆发的当儿，突然霹雳一声巨雷。他们都从我身边跑开了。我妻子也要我走开。好奇心仍把我吸引住二三分钟，直到他们对我说菜汤凉了，并且电力也几乎停止了。我刚刚在桌旁坐了一会儿，利赫曼的仆人突然把门打开了，他满面泪痕，吓得喘不过气来。当他向我走来时，我想，莫不是有人在路上打了他？他勉勉强强说出了几个字：教授被雷击倒了。 我尽快地跑去看他。等我跑到后，我看见他已停止了呼吸。他的可怜的妻子和岳母，也和他一样面无血色。我虽幸免于死亡，但我的密友的惨白的尸体以及他的妻子，儿女全家老幼的哭声，使我感到那么难受，以至我对聚集在那儿的许多人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作不出一句回答，只望着这个一小时前曾和我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我们未来的公开演讲会的人的面孔。从吊起来的铁丝发出的第一次打击击中了他的头部，在他的额上留下了一个红色的、樱桃似的斑点；而雷电力则经他的脚部，通过地板而远逸。 　 （殷美琴　何诗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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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 　 作者：巴斯德 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理学博士。在微生物发酵和病原微生物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并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发明了“巴氏消毒法”。在传染病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主张生命只能来自生命的“生源论”。著有《乳酸发酵》等。 有一天，我忽然感觉到那使细菌减低毒性的发明的前途是很远大的，便亲自跑到我的家乡，好得些帮助来建立一种规模宏大的实验室，它不但可以应用预防癫狂病的方法，并且可以研究传染和险恶的疾病。这一天，我得到了很满意的援助。 这座伟大的建筑如今终于落成了。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块石头不是慈善的思想的物质的表征。这个建筑物是集合了各种道德而造成的啊！ 我走进这座建筑，我的悲伤使我握紧了我的拳头，因为我是个落伍的人了，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导师了，也没有一个竞争的同伴了，没有了竺马斯，没有布赖，没有了包耳·伯尔，也没有了福耳比羊，福耳比羊先生对于癫狂病的治疗法是一位最诚恳、最有力量的拥护者。 他们都不在世了。我虽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辩论，但是我曾经忍受过他们的不少的辩论。如果他们不能够听见我宣布我需要他们的劝告和辅助，如果我在他们死后觉得悲伤，那么我想到我们共同开创的事业永远不会灭亡，心里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们和我的学生们对于科学都有同样的信仰。 我的亲爱的合作者们，你们从最初的时刻起就有了这样的热心，你们永远地保持着吧。但是你们还得给它找个不可分离的伴侣，这就是严格的观察。遇到不能用简单而确切的方法证明的，切切不要前进！ 你们一定要尊重批评家。他既不是一个思想的唤醒者，又不是一个大事业的兴奋者。但是，如果没有他，一切又难免是错误的。他终归有一个最后的一言。我现在向你们所要求的，也即是你们将来向你们的学生们所要求的，的确是发明家所最难能可贵的。 你相信你在科学上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你很殷切地想发表，而你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年一年地忍耐着，总想推翻你自己的实验，必要等到一切相反的假设完全消灭了之后，才宣布你的发明。是的，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啊。 但是，在尽了许多努力之后，终归可以得到确定的结果，到那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人类的灵魂所能感觉到的一种伟大的快乐；而一想到他的祖国也因此荣耀，这快乐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啊！ 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谈谈你出席这个工作厅所引起的我的哲学的思想的话，我就得说：两个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作战场上的准备；一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 一个只寻觅那些强暴的征服，一个只是想方设法地维护人道。后者把人类的生命放在一切的胜利之上。前者却为个人的欲望而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以我们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屠杀场中医治那战争定律的流血的伤口。我们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绷带能够救活成千上万的伤兵。究竟是哪一个定律能够克服另一定律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是：法国的科学一定要顺着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扩大生命的界限。 （丁柱中　译） 　 科学之外的秘密 　 作者：戈尔德温·史密斯 戈尔德温·史密斯（1823——1910），英国科学家、历史学家。184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法学和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1868年赴美国，后定居加拿大。1872至1874年主编《加拿大人月刊》，并创办《星期》和《旁观者》。著有《现代史》、《牛津大学的变革》、《美国政治史》、《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问题》等。 物理科学所从事的是什么？比起可理解的世间万物和可想象的时间，更不消说是无限与永恒，它只不过是对某个单一的点的观察，只是在某一瞬间的体验。根据这类信息，除了可以建立起人类自然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日常规则和程序之外，还能保证我们可建立起其他所有的规律吗？我们赞叹科学发现是多么伟大。那的确伟大，但这伟大并不属于它们所揭示的东西，而是属于它们所给予的启示。天文学有其实际用途，但其最伟大的成果是对无限空间的认识，并由一个启发人的思想将此普及开去。天文学上的这种揭示，只能像望远镜把星星展示在天文学家眼前一样。 繁星点点的天空凭借科学的帮助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想法，并没有什么规则。科学能说明日落的色彩，但她说不清楚人们的幽思倾泻自何种苦乐之壶。这类东西人人都能感觉到，智力越高，感受到的便越多。这类东西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为何它们就不能像人性的其他任何组成部分一样成为哲学之坚实基础呢？不过，假如它们成为哲学之坚实基础，则物质法则之坚墙便瓦解，并通过物质世界的全部规则倾注一种影响，那种对应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的个人影响。 科学最终发现的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这又是真的吗？这些在生物进化阶梯上出现的东西，各个行星系统从各自的中心逐渐进行的那种演变等等，它们显示的只是创造力吗？难道它们不是显示了某种东西？由于缺乏合适的词汇，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创造性的努力，一种对应于人类养活自身和积累财产的努力。在可以发觉有努力存在的地方，精神难道不会再一次统御一切？ 一个视野仅是一小点、生存仅是一秒钟的生物，看到大画家拉斐尔之笔移过理想的风帆，它看到这支笔在自己生存的那一秒钟里，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移过自己的那个小点，于是它得出结论：表明这个方向的关系式就是全部秘密。 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关于牛顿的科学发现的诗句既真实又富生命力： 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 高级生灵的眼里看到的是 世人阐述全部自然规律的情景。 他们赞叹竟有这等世俗智慧， 进而展现牛顿式的科学家， 恰似我们的展示一个类人猿。 如果它们无法像我们的展示类人猿那样展示某个牛顿式科学家，或者不能像我们显示出类人猿的狡诈行为那样显示出牛顿的某个科学发现，那是因为牛顿并不仅仅是智能，而是个在其领域内辛勤工作的有精神的生灵；也因为他的发现不仅是对聪明的回报，也是对美德的回报。我们可以想象靠万能之力造就的某个单一的视觉器官，它一眼所能看到的东西比所有牛顿式的科学家能发现的还多得无法估量。但具有这种器官的动物决不会比有精神的生灵更高级。 科学作为物质利益的源泉和归纳推理的训练学校，对此我们丝毫没有忘怀，但我们冒昧地问一句：精神世界的巨大秘密是有可能在科学的实验室里发现呢，还是被启示给那些只填满了科学思想、并只以各种科学的方法训练过的头脑？说实在的，在那些给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概括性理论的科学家中，有些人不仅在对事实的看法上有片面性，对我们的那些精神属性现象视而不见，而且缺少进行正常调查研究所必需的两种能力之一。他们是敏锐的观察者，但并非是好的推理者。而科学不能指望自己可摆脱推理的规则。我们不能因为如果有证据存在，便会是科学型的证据，因而去相信那并不存在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因为那结论可取消人类的精神属性及其神奇起源，就从一些单薄的、不确定的前提一下跳到这个结论。 （张为华　译） 　 支持“物种起源”的学说 　 作者：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生于伊灵。17岁时开始学医。1846年在海军服役，并随军舰出海研究海洋生物。1883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一生从事动物学、比较解剖学、植物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和海洋动物的研究。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首次提出“不可知论”一词。主要著作有《灵长类的比较解剖学》等。 我曾经说过，科学家是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对自然界最忠实的诠释者。但是，假如无知成为法官的顾问，偏见成为陪审团的审判长时，科学家诚实的发言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我所知，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真理，在得到普遍接受以前，那些最有地位的大人物总坚持认为各种现象应直接以神意为依据，谁要是企图去研究这些现象，不但枉费心机，而且简直是对神的亵渎。这种反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具有异常顽固的生命力。在每次战役中，上述的反对态度都被击溃、受到重创，但却似乎永远不会被消灭。今天，这种反对态度已经遭到上百次的挫败，但是仍然像在伽利略时代那样猖獗横行，幸而危害性已经不那么大了。 请让我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在伟大真理海洋的沙滩上拾集晶莹的卵石。他们日复一日地注视着那虽然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上涨的气势磅礴的海潮，这股海潮的胸怀包藏着无数能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要是他们看到那些现代的克纽斯①式小人物，俨然坐在宝座上，命令这股巨大的海潮停止前进，并扬言要阻止那造福人类的进程时，他们会觉得这种做法即使不那么可悲，也是可笑的。海潮涨上来了，现代的克纽斯们只好逃跑。但是，他们不像古时那位勇敢的丹麦人②，学得谦虚一些。他们只是把宝座挪到似乎是安全的远处，便又重复地干着同样的蠢事。 ①克纽斯：古英王，同时也是丹麦王。为向臣下证明自己并非无能，竟命令海潮停止前进。 ②指克纽斯。 大众当然有责任阻止这类事情发生，使这些多管闲事的蠢人声誉扫地。这些蠢人以为不许人彻底研究全能上主所创造的世界，就是帮了上主的忙。 物种起源的问题并不是在科学方面要求我们这一代人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前人类的思潮异常活跃，注视着时代迹象的人看得很清楚，19世纪将如16世纪般发生伟大的思想革命与实践革命③。但是，又有谁能知道在这新的改革过程中，文明世界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与痛苦的斗争呢？ ③指欧洲的文艺复兴。 然而，我真诚地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这场斗争中，英国会起到伟大而崇高的作用。英国将向全世界证明，至少有一个民族认为，专制政治和煽动宣传并不是治国的必要选择，自由与秩序并非必然互相排斥，知识高于威严，自由讨论是真理的生命，也是国家真正统一的生命。 英国是否会起这样的作用呢？这就取决于你们大众对科学的态度了。珍惜科学、尊重科学吧，忠实地、准确地遵循科学的方法，将之运用到一切人类思想领域中去，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必定比过去更加伟大。 假如听从那些窒息科学、扼杀科学的人的意见，我恐怕我们的子孙将要看到英国的光辉像亚瑟王①在雾中消失那样黯淡下来等到他们发出像基妮法②那样的哀哭时，反悔已经来不及了。 　（石幼珊　译） ①亚瑟王：传说中的古英王。 ②亚瑟王后与部下相恋，被禁闭终身。 　 假设不仅必要，而目合理 　 作者：彭加勒 彭加勒（1854——191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15岁时迷上数学。先后在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矿业学校学习。1879年在巴黎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1881年起在巴黎大学任教。1887年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190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著有《科学与假设》、《科学之价值》、《科学与方法》等。 对于一个浅薄的观察者来说，科学的真理是无可怀疑的；科学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假如科学家有时犯错误，那只是由于他们弄错了科学规则。 数学的真理是用一连串无懈可击的推理从少数一目了然的命题推演出来的，这些真理不仅把它们强加于我们，而且强加于自然本身。可以说，它们支配着造物主，只容许他在比较少的几个答案中选择。因此，为数不多的实验将足以使我们知道他作出了什么选择。从每一个实验，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演绎，便可推出许多结果，于是每一个实验将使我们了解宇宙之一隅。 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对于获得第一批物理学概念的中学生来说，科学确实性的来源就在于此。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实验和数学的作用。100年前，许多学者就持有同样的想法，他们梦想用尽可能少的实验来构造世界。 人们略加思索，便可以察觉到假设所起的作用；数学家没有它便不能工作，更不用说实验家了。于是人们思忖、考虑所有这些建筑物是否真正牢固，是否吹一口气会使之倾倒。以这样的方式怀疑是浅薄的。怀疑一切和信仰一切二者同样是方便的答案；每一个都使我们不用思考。 不要对假设简单地加以责难，因此我们应当仔细地审查假设的作用。于是，我们将认识到，不仅假设是必要的，而且它通常也是合理的，我们也将看到，存在着几类假设；一些是可以检验的，它们一旦被实验确证后就变成富有成效的真理；另一些不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它们对于坚定我们的思想可能是有用的；最后，其余的只是表面看来是假设，它们可划归为伪装的定义或约定。 最后的这些假设尤其在数学及其相关的科学中遇到。这些科学正是由此获得了它们的严格性；这些约定是我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我们的精神在这个领域内自认是无障碍的。在这里，我们的精神能够作出裁决，因为它能颁布法令；然而，我们要知道，尽管这些法令强加于我们的科学——没有它们便不可能有科学，但它们并没有强加于自然界。可是，它们是任意的吗？不，否则它们将毫无结果了。实验虽然给我们以选择的自由，但同时又指导我们辨明最方便的路径。因此，我们的法令如同一位专制而聪明的君主的法令，他要咨询国家的顾问委员会才颁布法令。 一些人受到某些科学基本原理中的可辨认出的这种自由约定的特点的冲击。他们想过分地加以推广，同时，他们忘掉了自由并非放荡不羁。他们由此走到了所谓的唯名论，他们自问道：学者是否为他本人的定义所愚弄，他所思考、他所发现的世界是否只是他本人的任性所创造。在这些条件下，科学也许是可靠的，但却丧失了意义。 假若如此，科学便无能为力了。现在，我们每天看到它正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起作用。如果它不能告诉我们实在的东西，情况就不会这样。可是，它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实在。 这就是我们将要得出的结论，为此我们必须考察一系列学科——从算术和几何学到力学和实验物理学。 数学推理的本性是什么？它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果真是演绎的吗？更进一步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归纳推理的性质，正因为这样它才非常富有成效。它还保持着某种绝对严格的特征；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的。 现在，由于弄清楚了数学交给研究者手中的一种工具，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个基本的概念，即数学量。它是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呢？还是我们自己把它引入自然界的呢？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冒然把每一事物密切结合起来的风险吗？把我们感觉到的未加工的材料和数学家称之为数学量的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概念比较一下，我们便不得不承认一种差别；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所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随意创造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的基本东西。 我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是空间。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从何而来？它们是通过逻辑强加给我们的吗？罗巴切夫斯基通过创立非欧几何学证明不是这样。空间是由我们的感官揭示的吗？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能够向我们表明的空间绝对不同于几何学家的空间。几何学来源于经验吗？进一步的讨论将向我们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只不过是约定而已；但是，这些约定不是任意的，如果迁移到另一个世界（我称其为非欧世界，而且我试图想象它），那我们就会被导致采用其他约定了。 在力学中，我们会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们能够看到，这门科学的原理尽管比较直接地以实验为基础，可是依然带有几何学公设的约定特征。迄今还是唯名论获胜；但现在我们看看真正的物理科学。在这里，舞台发生了变化；我们遇到了另一类假设；我们看到它们是富有成效的。毫无疑问，乍看起来，理论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脆弱的，而且科学史向我们证明，它们是多么短命；可是它们也不会完全消灭，它们每一个总要留下某种东西。正是这种东西，我们必须设法加以清理，因为在那里，而且唯有在那里，才存在着真正的实在。 物理科学的方法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当一种现象初次发生的境况复现时，归纳法使我们预期这种现象会重复。一旦所有这些境况能够复现，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应用这个原理；但是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其中有些境况总是缺少的。我们可以绝对确信它们是不重要的吗？显然不能。那也许是可能的，但不会是严格可靠的。由此可见概率概念在物理科学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因而，概率计算不仅仅是玩纸牌人的娱乐或向导，我们必须深究其基本原理。在这方面，我只能给出很不完善的结果，因为这种使我们辨别概率的模糊的本能太难加以分析了。 　 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 　 作者：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1879——1955），德国物理学家。生于符腾堡乌尔姆。早年取得瑞士国籍，1913年重新获得德国国籍，1933年迁居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籍。190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9年起历任苏黎世大学等校教授，后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为反抗纳粹，建议并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推广为广义相对论。还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等理论。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相对论的意义》等。 在纪念的日子里，通常需要回顾一下过去，尤其是要怀念一下那些由于发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荣誉的人们。这种对于我们先辈的纪念仪式确实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为这种对过去最美好事物的纪念，必定会鼓励今天善良的人们去勇敢奋斗。但这种怀念应当由从小生长在这个国家并熟悉它的过去的人来做，而不应当把这种任务交给一个像吉卜赛人那样到处流浪并且从各式各样的国家里收集了他的经验的人。 这样，剩下来我能讲的就只能是超乎空间和时间条件的、但同教育事业的过去和将来都始终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这一尝试时，我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各时代的有才智的善良的人们都已讨论过教育这一问题，并且无疑已清楚地反复讲明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除了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以外，我的意见就没有别的基础。那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而有胆量来发表这些意见呢？如果这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人们也许就因为这样一些考虑而不想讲话了。 但是对于能动的人类的事务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为了使它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不断地勤加拂拭和维护。我就愿意为这工作而努力。 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一代的最重要机构。同过去相比，在今天就更是这样。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承担者，已经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在青年人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使个人变成仅仅是社会的工具，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问题。就我所能作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制度最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实现。 但是人们应当怎样来努力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讲道理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完全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多谈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人格绝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来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初入学的儿童第一次学写字便是如此，大学毕业写博士论文也是如此，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译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目，或在体育运动的实践中，也都是如此。 但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而反过来，计划的实现也使它增长和加强。这里有极大的差别，对学校的教育价值关系极大。同样工作的动力，可以是恐怖和强制，追求威信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和好奇心，只是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一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教育影响可以有很大差别，这要看推动工作的主因究竟是对苦痛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没有影响。 我以为对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伤害了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的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常例；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国家也都如此。要使学校不受到这种一切祸害中最坏的祸害的侵袭，那是比较简单的。只允许教师使用尽可能少的强制手段，这样教师的德和才就将成为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源泉。 第二项动机是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状态，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注意防止为了引导学生努力工作而使用那种会造成个人好胜心的简单化的方法。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之间的这种破坏性经济竞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一个蚁垤里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竞争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人们必须防止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人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是从他的贡献来看，而不应当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结果中的乐趣，以及对这些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富——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启发这种创造性的心理才能，当然不像使用强力或者唤起个人好胜心那样容易，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更有价值。关键在发展于孩子们对游戏的天真爱好和获得他人赞许的天真愿望，引导他们为了社会的需要参与到重要的领域中去。这种教育的主要基础是这样一种愿望，即希望得到有效的活动能力和人们的谢意。如果学校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胜利完成了任务，它就会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学校规定的课业就会被他们当作礼物来领受。我知道有些儿童就对在学时间比对假期还要喜爱。 这样一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行成为一个艺术家。为了能在学校中养成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正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一个人永远健康一样，万应灵丹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有某些必要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首先，教师应当在这样的学校成长起来。其次，在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上，应当给教师很大的自由。因为强制和外界压力无疑也会扼杀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时所感到的乐趣。 如果你们一直在专心听我的想法，那么有件事或许你们会觉得奇怪。我详细讲到的是，我认为应当以什么精神教导青少年。但我既未讲到课程设置，也未讲到教学方法。譬如说究竟应当以语文为主，还是以科学的专业教育为主？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照我看来，这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过体操和远足活动训练了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以后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脑力上的训练，以及智力和手艺方面技能的锻炼也类似这样。因此，那个诙谐的人确实讲得很对，他这样来定义教育：“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就是这个原因，我对于遵守古典，文史教育制度的人同那些着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争论，一点也不急于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把学校看作应当直接传授专门知识和在以后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种观点。生活的要求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用这样专门的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作为死的工具。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这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也是正确的，尽管它的学生所要从事的是完全确定的专业。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其主要训练在于获得细节知识的人来，他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这里所讲的，虽然多少带有点绝对肯定的口气，其实，我并没有想要求它比个人的意见具有更多的意义。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除了在他做学生和教师时积累起来的个人的经验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来做他的根据。 　 （许良英　译） 　 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作者：尼尔斯·玻尔 尼尔斯·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生于哥本哈根。1911年获博士学位。1911年至1916年到英国深造，1916年回国后任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938年、1943年两度到美国，曾与爱因斯坦一起研究原子理论，参与了和原子弹有关的理论工作。50年代对创建欧洲核研究中心起过主要作用。曾于1937年到中国讲学。玻尔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领袖。科学活动主要在发展原子、分子和原子结构的量子理论方面，并于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还获得第一次原子能和平利用奖。主要著作有《光谱与原子结构理论》等。 这一讲话题目中所提到的问题，是像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的；但是，在我们的年代，随着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与日俱增的专门化，这一问题却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文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对人类问题采取着明显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由这些处理方式所引起的广泛的混乱，人们从各方面表示了关怀，而且，与此有关，人们甚至谈论着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生活在很多知识领域都在迅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方面，常使我们想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 不论当时对于从中世纪世界观中解脱出来感到多么困难，所谓“科学革命”的成果现在却肯定成为普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了。在本世纪中，各门科学的巨大进步不但大大推动了技术和医学的前进，而且同时也在关于我们作为自然观察者的地位问题上给了我们以出人意料的教益；谈到自然界，我们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呢，这种发展绝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分裂，它只带来了对于我们对待普通人类问题的态度很为重要的消息；正如我要试图指明的，这种消息给知识的统一性这一古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远景。 在原子物理学中，我们关心的是无比准确的规律性；在这里，只有将实验条件的明白论述包括在现象的说明中，才能得到客观的描述；这一事实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强调着知识和我们提问题的可能性之间的不可分离性。我们在这儿涉及的是一般认识论的教益，它阐明着我们在许多其他的人类兴趣领域中所处的地位。 特别说来，所谓心理经验的分析和综合的条件，一直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很明显，涉及到一些互斥经验的字眼儿，例如思想和情感之类，从刚刚开始有语言时就是以一种典型的互补方式被应用的了。然而，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主体-客体分界线。关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活动的任何无歧义的传达，当然就蕴涵着我们的意识内容和粗略地称为“我们自己”的那一背景之间的一种区分，但是，详尽无遗地描述意识生活之丰富性的任何企图，都在不同形势下要求我们不同地划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 为了阐明这一重要论点，我打算引用丹麦诗人和哲学家保罗·马丁·摩勒的话；他生活在大约一百年以前，并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小说，这本小说至今还被本国的年老一代、同样也被年轻一代很愉快地阅读着。在他的叫作《一个丹麦大学生的奇遇记》的小说中，作者对于我们所处地位的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给出了特别生动和特别有启发性的说明；这是以一群大学生中间的讨论作为例证的，那些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 我将特别提到两个堂兄弟之间的交谈；其中一个对实际事务是精明强干的，属于当时乃至现在的大学生们所说的实利主义者的类型，而其中另一个叫做硕士的，却热衷于对他的社交活动很不利的那些漫无边际的哲学冥想。当实利主义者责备硕士，说他没有能够下定决心来利用他的朋友们好心好意地提供给他的找到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时，可怜的硕士极诚恳地表示了歉意，但是他解释了他的思索使它遭遇到的那些困难。 于是他说： “我的无休止的追问使我不能得到任何成就。而且，我开始想到我自己的关于发现自己所处的那种状况的想法。我甚至想到我在想它，并把我自己分成相互考虑的后退着的‘我’的无限序列。我不知道停止在哪一个‘我’上来将它看成实际的我，而且，我一经停止在某一个‘我’上，事实上就又有一个停止于其上的‘我’了，我搞糊涂了，并且感到晕头转向，就如我低头注视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样，而我的沉思终于造成了可怕的头疼。” 他的堂兄弟回答说： “我无论如何不能帮助你搞清楚你那些‘我’。那完全是在我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事，而且，如果我让自己进入你那些超人的冥想，我就也会成为或变得像你一样疯疯癫癫了。我的路线是抓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且沿着常识的康庄大道前进，因此，我的那些‘我’从不会纠缠起来。” 完全撇开讲这故事时的那种精致的幽默不谈，要想比这个更贴切地说明我们大家都会遇到的那种状况的各个本质方面，那肯定是不容易的。幸好，在正常生活中，陷入硕士那种可悲境地的危险是很小的；在正常生活中，我们逐渐变得习惯于应付实际需要，并学会用普通语言来传达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和我们想的是什么。在这种调节中，严肃和幽默之间的平衡起着不小的作用；这种平衡在儿童游戏中非常突出，而在成年生活中也同样是觉察到的。 当转入多少年来被哲学家们讨论过的意志自由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使用沉思和决心之类的字眼时的那种互补方式。即使我们无法说，是由于我们推测自己能做某件事情因而才愿意去做呢，还是由于我们愿意从而我们才能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可以说，能够尽可能好地适应环境的那种感觉，乃是一种普通的人类经验。事实上，决心这个概念在人类的思想传达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就如希望和责任之类的字眼一样；脱离了应用这些字眼时的上下文，希望和责任等字眼同样是不可定义的。 说明意识生活时的主体-客体分界线的可变动性，是和一种经验丰富性相对应的，这些经验是如此地五花八门，以致引起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至于我们关于他人的知识，我们当然只看到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这种行为是如此复杂，以致在用普通语言说明它时要涉及自身知觉时，意识一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情很明显，对于最终主体的一切追求都是和客观描述的目的相矛盾的，这种描述要求主体和客体处于面对面的地位。 这样的考虑绝无导致对于灵感的任何低估，这种灵感是伟大的艺术创作通过指示出我们地位中那种谐调的整体性的一些特点而提供给我们的。事实上，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放弃逻辑分析而允许弹奏全部的感情之弦时，诗、画与乐就包含着沟通一些极端方式的可能性，那些极端方式常被表征为实用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等等。相反地，古印度的思想家们，就已经理解了对这种整体性作出详尽无遗的描述时的逻辑困难。特别说来，通过强调指出要求回答存在的意义问题乃是徒劳无益的，他们设法避免了生活中明显的不谐调性；他们懂得，“意义”一词的任何应用都蕴涵着比较，而我们又能把整个的存在和什么相比较呢？ 我们这种论证的目的在于强调：不论是在科学中、在哲学中还是在艺术中，一切可能对人类有帮助的经验，必须能够用人类的表达方式来加以传达，而且，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将处理知识统一性的问题。因此，面对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发展，我们就可以寻索一切文明中生根于共同人类状况中的那些特点。尤其是，我们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本身，就显示着多样化的、往往是互斥的一些方面。 当处理所谓伦理价值的基础这一古老问题时，我们首先就得问问像正义和仁慈之类的概念的适用范围是什么；这些概念的尽可能密切的结合，在一切人类社会中都是被希求着的。但是，问题很明显，在可以明确地应用被公认了的司法条款的那种情况下，是没有自由地表现仁慈的余地的。但是，正如著名的希腊悲剧家们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恻隐之心是可以使每一个人和任何简明表述的正义概念发生冲突的。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地表现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那种哲学提醒我们，在生存大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当比较不同的民族文化时，我们就遇到依照一个民族的传统来评价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困难。事实上，每一文化所固有的自足性的要素，都密切地对应着作为生物机体中任一物种之特征的自卫本能。然而，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意识到这一事实：以由历史事件哺育成的传统为基础的各种文化，其互斥特征是不能和在物理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学中所遇到的那些特征直接相比的，这里我们处理的是共同人类状况的内禀特点。 事实上，正如在欧洲史中特别明显地表示出来的，民族之间的接触往往造成文化的融合，而融合后的文化仍保存着原有民族传统的有价值的要素。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如何弥补所谓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的问题，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归根结底，这问题就是一个更狭义的教育问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看来不但需要知识，而且，我想每人都会同意，这也还需要某种幽默。但是，最严重的任务就是要在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促进相互了解。 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在现时代的急剧进步，带来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无比希望，而同时也带来了对全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这种进步对我们的整个文明提出了迫切的挑战。当然，知识和潜力的每一次增加，曾经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但是，在目前的时刻，当一切人们的命运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时，以了解人类共同地位之每一方面为基础的相互信赖的合作，就比在人类历史中的任何较早时期都更加必要了。 　（郁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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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思想泛论 　 作者：欧文·薛定谔 欧文·薛定谔（1887——1961），奥地利物理学家。生于维也纳。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格拉茨大学、苏黎世大学、柏林大学教授。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在法国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量子力学的另一形式波动力学。其数学表述是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薛定谔方程。1933年同狄拉克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波动力学四讲》等。 我们方才讨论过的那个基本的真理意境含有一个观念，虽则表达得不完全而且一般化，却比较容易为现代科学思想所吸收；那就是，一系列由遗传连接起来的个体，从一个到另一个的繁殖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肉体和精神生命的中断，而只是其紧缩的表现，正由于此，所以当我们谈到我的意识和我祖先的意识的同一性时，这同我说我在熟睡以前和熟睡以后的意识是同一个意识的意思大致是一样的。通常不承认这一事实的理由，是后一例中有记忆存在，而前一例中却显然一点没有。但是今天大多数人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许多动物的本能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就是这种超个体的记忆。熟悉的例子包括以下这些：鸟类筑巢，而巢总是和这一类鸟儿产蛋的多少和大小相适应的，然而这不可能是鸟儿的个别经验得来的；又如狗在临睡前“铺床”，即使在波斯地毡上也会用脚去踏，就像在草原上把草踏平那样。还有，猫要把自己的粪便埋掉，即使在木板的或石板地上也企图这样做，这只能说明是防止被敌人或被追捕的动物去闻到它们的臭味。 要在人类中发现同样的现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的内心总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同时人们还坚信（在我看是错误的）只有完全不经过思想、完全不加考虑的行为才是本能的行为。因此，人们对强调事物主观一面的描述，诸如物种记忆的存在，表示强烈的怀疑，并否认这一大堆现象对我们讲的意识的连续性有任何证明价值。虽然如此，在人类和动物中一样，确实有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结，并且毫不含糊地具有超个人记忆的痕迹：这就是两性情感的初萌，两性之间的亲力或拒力，对性的好奇心和羞耻心，等等。在恋爱时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又苦又甜的心情，特别是那种严格选择对象的倾向，这一切最明显地表明有一种只存在于个人意识内而不普遍存在于物种中的特殊记忆痕迹。 再举个例子：这种人类亘古递传下来印象的“回忆”（西门称为Ekphoria），还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吵架”现象上看出来。有人侵犯到我们的权利（不管是事实，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立刻就感到非得狠狠对付一下不可，要责备，辱骂，等等。我们“发火”了，脉息加速，头脑充血，肌肉紧张，发抖好像触电那样，而且往往不由自主地要采取行动。一句话，整个机体已经看得出准备去作我们千百万祖先在类似情况下真正作出过的行动：打击侵犯者并保卫自身，这对我们祖先说来，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和必要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往往不必要。虽说如此，这类情况我们还是控制不住。即使一个人完全明白要他真的动手，他是决计不会干的，或者知道这样会对自己不利，因此他连脑筋都不会认真动一下；特别是，当他的头脑正在自觉地和全神贯注地考虑最好还是动口而不动手时，因为（我要说）只有用口能保护他不吃大亏，就如同他的祖先们在他们的情况下用拳头一样，尽管如此，一个有这种倾向的人有时还是不免诉诸武力。这说明，他的整个返祖机制严重地妨碍了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保卫自己。我们的祖先在同样情况下只知道“上呀！上呀！”由于潜在于我们心中的物种记忆在作怪，所以控制自己时，我们就感到很苦痛。有时我们还是不听理性呼声，而只一味盲目行动，结果就造成大错，后悔莫及。 在这些特殊的事例里，我们特别看得出，我们祖先经历的侵入，看得出我们生命中有一层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形成的更早的存在，并起着明显的作用。这样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诸如“同情心”、“憎恶心”；对某些无害动物的厌恶；到了某些地方觉得很安逸，等等。但不仅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人的意识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即使没有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还是可以肯定这是真理。 我的有意识生命视我的机体组织，尤其是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特殊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但是这些结构和作用方式在因果关系上和遗传关系上又视我之前就已存在的机体组织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这些全都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相联系，而且这一连串的生理事件并没有任何中断的地方；相反，每一个这样的机体都是下一个机体的蓝图，也是其制造者和材料，从而使它的一个部分长成为它本身的一个复本。请问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该把新意识的开端放在哪里呢？ 但是我脑子的特殊结构和形成的习惯，我的个人经验，事实上，一切我真正叫做我的人格的——这些肯定不是由我祖先的遭遇老早决定了的！如果后面这句话是指我个人的一系列祖先而言，那当然不是如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慎重考虑一下在这一节开头时讲的那个不完全的陈述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称之为我的较高级的精神自我的结构，在本质上确实是从我祖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但这不是说它完全或主要地限制在我自己祖先这一范围里。如果我下面所要说的不仅仅是玩弄辞藻的话，那么读者就必须弄清楚这一点，即决定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是两种因素：（a）他的基因的特殊安排，和（b）作用于他的特殊环境格局。读者还必须知道，这两种因素的性质完全相同，因为基因的特殊安排，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在更早的环境影响下并主要依靠这些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你看，精神人格的涌现，环境的影响整个儿密切联系着，而这些影响又是同类成员（有的活着，有的死了）的精神人格直接造成的。而且要始终记住，我们这些科学家可以而且必须把所有这些“精神的”影响看作是别人的机体组织对我们自己的机体组织（就是说，我们的脑神经系统）直接限制和修正，因而这些影响在原则上和我们自己历代祖先们在我身上引起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自我是独立的。在每个自我的背后都拖着一条由肉体事件和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的精神事件形成的长链，而且我就是这条长链的反应者和延续者。随时通过自我的机体、特别是它的脑神经系统的情况，同时通过教育、传统，并由于语言、文字、文献、习俗、生活方式、新形成的环境……一句话，通过千言万语也讲不完的事物，通过这一切，自我不仅仅和它的祖先的遭遇连起来，自我不仅仅是这一切的产物，而毋宁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和这一切就是同一个东西：是这一切的严格的、直接的继续，正如50岁的我是40岁的我的继续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普遍承认，个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本质的终结；但除了柏拉图和叔本华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考虑到和以上见解逻辑上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更深刻、更亲切和令人鼓舞的见解：那就是，个人的诞生也同样如此，它并不表明我第一次被创造了出来，而只表明我好像是从酣睡中慢慢醒过来那样。这样一来，我就能看到，我的希望和努力，我的忧虑和恐惧，是同生活在我之前的千百万人们的希望和努力，忧虑和恐惧一样的，而我也可以希望千百年后我在千百年前的渴望得以实现。思想的种籽只有作为我的某些祖先思想的继续，才能在我里面发芽。 我很清楚，虽然有了叔本华的哲学和吠檀多的经典《奥义书》，但大多数读者虽则会认为我提出的是一个可喜的和恰当的比喻，但不会同意所有意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这个命题，有什么真正的实际价值。甚至有人会对一家人的意识是同一的这个论点提出异议说，一般说来父母两个生几个儿女，而父母继续活下去，所以是多而不是一。此外，一个人童年记忆的完全消失，好像也表明意识不是连续的。但在我看来，这种从谱系上引起的逻辑和算术的矛盾，倒是一个正面的证明，因为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意识同一性的主张实际上为科学（如遗传说）所证实了的地方，因此这种矛盾和整个吠檀多论点联系起来看，也就变得无力了，起码可以说明，把算术运用到这些事情上是极端不可靠的。至于记忆的彻底丧失（这肯定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是这种生理的虚幻不朽性的最可疑的地方！）即使不从什么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它，也可以认为，为了形成这样东西，这块可以用来模塑的蜡一遍又一遍地搓平，是多么地会适应的呵！而这样东西即使像叔本华所设想的那样，不想被形成，但事实上仍旧在被形成之中。 （全增嘏　译） 　 泛论形而上学 　 作者：欧文·薛定谔 像康德那样把整个形而上学一扫而光，是比较容易的。轻轻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倒，而且并不需要强大的肺活量去鼓起一阵狂风，只要一股强大的勇气，就能推翻这个年代久远、受人敬重的纸牌搭成的大厦。 但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形而上学从人类知识的经验内容中排除出去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那我们就很难对任何科学领域中哪怕是最明确规定的专业部分，作出什么明白阐述，我们会发现这样做要难得多，说实在话，也许完全不可能。举一个很粗浅的例子来说，形而上学包括不加可否地接受放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本白纸上密密麻麻印上许多黑字的书中的超物质的——亦即超验的——意义。 更深入一层说，试想人们第一次听到基尔霍夫和马赫把物理学的（也是一般科学的）任务，说成是“用最大的全面性和最经济的思想来描述事实”时，他们都会感到纳闷，感到这未免把问题说得太干巴巴、太空洞了。这种空洞感是我们克服不了的，尽管在理论上我们不得不加以肯定，甚至以热情的态度接受基尔霍夫和马赫的这种提法。但是事实上（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检查一下自己），如果把这个提法看成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就无法在任何科学领域中推动研究工作前进。因为真正把形而上学排斥出去，等于使艺术和科学双双丧失灵魂，把它们变成毫无发展可能的枯骨。 但思辨的形而上学确已被排斥出去了，康德对它的死刑的判决是推翻不了的。康德以后的哲学，或许直到现在，都显示给我们形而上学断气前的长期痛苦挣扎。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认为象我们这些生在康德之后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们各个领域里逐步树立起一些障碍来限制形而上学对我们阐述真正事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学作为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保存下来，这是个特别困难的任务。这个明显的矛盾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的手从迷雾中伸出来指引我们，但同时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拉离大路而坠入深渊。也可用另一种形象的比较：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无疑是先锋队，它在我们不熟悉的敌境内布下一些前哨；我们不能没有这些前哨，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前哨容易遭受狙击。再换一种形象来说，形而上学并不是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脚手架，但没有这些脚手架，房子就造不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转变为“形而下学”亦即物理科学——但这当然不是就像在康德以前有可能出现的那种转变。也就是说、决不是把原来不确定的意见逐渐建立起来，而始终是通过哲学的观点的澄清和改变来实现的。 我们怎样正确对待形而上学已经寿终正寝这一声明呢？当我们离开纯粹知识的领域而去考虑整个文化（包括伦理学问题在内）的时候，这对我们说来就是一个更加严重而且困难的问题。没有人比康德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的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写了一部《实践理性批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近一百年，在一个方向上，西方世界取得很大的进展。这就是说，对时一空事件（物理学和化学）的内容已有了彻底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大堆光怪陆离的极广义的“机制”用来扩大人类意志（技术）的影响。谈到这里，我有必要公开声明一下，我并不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后者）是欧洲这一时期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情。人们一般都欢喜自称我们这个时代为技术时代，但照我看来，在稍后一个时期人们将会按照它的最光辉和最阴暗的部分，分别称之为进化思想的时代和艺术衰落的时代。不过我只是顺便提一下，我现在要谈的是目前发挥最大作用的力量是什么。 这种局部的“象皮病”意味着在西方精神生活中，或者不管我们称它做什么，文化和知识的许多方面都被忽略了，甚至比起以前来更加衰落了。这就好像是单一器官的巨大发展对别的器官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阻碍和危害似的。许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受到教会的可耻奴役，但如今它已站起来了，意识到它的神圣权利和尊严使命，挟住仇恨和愤怒向它以往的迫害者猛烈攻击起来；而忘记掉教会虽有许多缺陷和溺职之处，但仍旧是我们最神圣遗产的唯一指定保护者。当年古印度智慧的火花，和被约旦河边传道的那位先师重新燃起的火焰，逐渐地、几乎不为人觉察地熄灭了，在古希腊重新升起的太阳——它的光线使我们的文明开花结果——现在也黯淡下来了。这一切人们几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仰可言，没有什么导师可以遵循。他们不相信上帝或诸神；在他们看来，教会现在只是一个政党，道德只不过是繁重的清规戒律；它长期以来依为支柱的那些鬼怪已经不再信得过了，因此它本身也就失掉了任何根据。结果出现了一种返祖现象；西方人类有回到他们早期发展水平（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超过那个水平）的危险；极端的放荡的利己主义已抬了头，咧着大嘴在笑，它凭着人类原始习惯获得的粗暴力量，正伸手去捞我们这条船上无人执掌的船舵。 （全增嘏　译） 　 科学进步的障碍 　 作者：波普尔 波普尔（1902——），英国哲学家。生于维也纳。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定居英国，后加入英国籍。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任教。1964年受封为爵士。他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观点看，可以把科学或科学进步看作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学发现总是革命的，创造性的。当然，即使遗传水平也有一定的创造性：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产生新的环境压力，从而对各级水平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学水平下才有以下两个新情况。最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甚至可以发表。理论成了我们以外的客体，可以研究的对象。现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对象。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