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曾经寻觅过新文化时期文人的普通生活，那么一定对“坊间”不陌生。坊间那时不再是文化古城中一个个的标志性文化产品贸易区，而是活生生流淌在旧时文人笔下的那种种文化气味的渊源。我们都知道，这个“坊间”就活在《胡适日记》里，活在《鲁迅日记》里，活在《周作人日记》里，即“今天逛琉璃场，得某某，北新书局某年刻本”的“坊间”。时世变迁，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的今天，“坊间”的范畴难以复归于民间收藏界；而天生疏远于精英文化层面；甚至也出离于普通文化生活，成为“民间”的代名词，今天那些刻意涂抹些许“古旧”文化色彩的人们，偶尔会看似自然地谈及这个词，不幸的是，听起来总会有点刺耳。
　　
　　“坊间”流为“民间”，剥除了它的文化底蕴，展现了时代扭转时期的巨大成本，无数咸鱼翻身。然而，正是发现了今天仍有人在追寻心中之“坊间”，我们于是看到一个事实，一座文化古城正是一个“坊间”的概念，它不但为那些真正的文人，提供了得以做为“文人”而呼吸的文化空间，更为他们提供了真实的经济基础。这是非常值得重视之处。总而言之，那是可以称之为“本行”的文化事业。抗战初期，北平的老大学被迫整体搬迁到云南继续进行教育事业，许多学生是抱着一颗赤子之心追随母校千里迢迢向西南边陲进发的，而对于教授、教员们，他们的考虑就显得很复杂，传统的文人其实对政局并不十分投入，他们看重的是学校及其周边的文化氛围，以及能与自己所学有所关联的合理经济来源，以维持自己的学业和生活原貌。果然，这些学校的到来，带来了浓烈的学院气息，很快承起了彩云之南的文化格局。虽然生活艰难，长期受到空袭的威胁，贫血者越来越多，教师与学生仍然甘之如饴，生活地十分从容。这充分说明了“坊间”的文化凝聚力。只有这种文化凝聚力之下的经济生活，文人才视其为正当生活。
　　
　　千年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一向被人“盯的很紧”，然而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以“及第进身”的科举心态而妄称“事业”，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个时代，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要件。长久以来，中国文人生活的种种迹象，都透漏出一种向心力，这种力道是向着某一种体制去的，一旦找到一种可以做人身依附的体制，便算是一个理直气壮的了断。之后的事情，有两种，一是依据寄身的某种体制，发挥出自己的人性光辉或者人格缺陷；另一种便是在栖身的这种种体制、种种组织结构中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所谓“讨生活”，潜台词往往是讨一个比较有保障的“经济”生活，从而换到一种外界赐予的“尊严”，而不是为自己的精神寻找一个基点。这一点在文人身上则尤为明显。这固然是文人传统价值观的缺陷，也反映出他们在社会变革、文化论战之中的深刻矛盾。
　　
　　新文化时期盛行“左中右”之分，就混淆了文化思潮与政治，对文人提出了无理而荒诞的要求。革命派认为文人们如果不能用文化成绩来帮助社会革命就是蝇营狗苟自己的小生活，则尤其荒诞。伟大如鲁迅者，就曾经处于深深的困顿之中：反动军阀政府视其为文人黑名单头一号人物，大名鼎鼎如左联一样的文艺组织，虽奉其为旗手，其中却有本不是文人、而伺机以动的政客者，指责鲁迅斗争性不够彻底，实则恨其不能为己所用。鲁迅凭借着文人本能和稳固的文人生活价值体系，不受政治倾向的干扰，完整地保留了文人的独立性和思考的独立性，值得人们深深敬重。通过这一事件，也足现社会对文人经济生活的不良干预。此事今天仍为休止，关于“鲁迅如不在教育部任职，是否骨头会仍旧这么硬？”这个话题，是对传统文人价值极大的不尊重，当时之“教育部”乃正当教育机构，先生因何不能在其任职？这是文人所选择的通常经济来源，后人为何偏偏要使鲁迅远离普通文人生活场景？刻意涂抹鲁迅为反常代表的言行，是极端主义留下的遗祸，经济生活，特别是文人投身文化事业下的经济生活，不能成为评判人格的素材。今天凡理性者，是都能理解的。
　　
　　“坊间”的魅力，在于对传统文人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扶助，“坊间”自然地聚拢了文化，成为一个深深的“念想”；“坊间”的变迁成为了一个反映时代文人精神索取与基本生存保障索取合壁的历史书，值得珍视和现代性的理解。
　　
　　2005.7.17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