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下着密密麻麻的细雨，大街上有几个穿着单薄的妇女在雨中穿梭，绻缩着身子，薄纱一样的衣服紧贴在她们凹凸有致的身体上。本是帮一个朋友办事，哪知事没有办成，反而遭遇这么一场及时雨。忙撑开伞，我赶紧提着一叠稿子下了公交车。
　　
　　就在这个瞬间，突然想起自己的手机遗忘在了公交车上。当时，我在车上忙着去看，大学里曾经教过我的一位老教授，由于叫不出来他的名字，我们对看了几眼，也没有说任何话，而后自己也担心，会被对方以为我有不良的居心，现在人的内心总有必要的戒备心理。我干脆去发短消息，毕竟本以为可以办好的事情，出现了一点意外，烦躁得简直让自己不能安静下来。可是一发短消息，什么都遗忘了，只知道坐在我附近有一对母女俩，手上还有一个大的布口袋，这也是作为一个暗访记者的感官使然。
　　
　　“手机掉在公交车上了，”我忙在报社楼下的报亭里打自己的电话，除了那一首熟悉的古典音乐“春江花月夜”，就是一阵嘟嘟的响声。一位路过的同事也给我出主意。毕竟上面有我大部分朋友的电话号码，电话一掉，也许永远再也联系不到他们，这也得怪自己事前没有抄下来。由于雨越下越大，的士车上大多坐满了人，过了很常一段时间，才看见一辆空车在我的身边停了下来。上了车，就叫的士车加足马力开追，可是总有那么多的车挡在前面，而且还经常遇到红灯。我固执地认为，一路上狂飙的司机开得太慢。
　　
　　幸好司机知道我的手机掉在了公交车上，也没有对此多说什么，同我一样盯着前面的公交车。排除眼前一辆辆普通的公交车，那辆豪华的子弹头公交车在眼前不停晃动。的士车开得越远，就越感觉到没有希望，心里盘算着去换一部新手机。
　　
　　眼前终于出现了那辆熟悉的公交车，的士车停在了公交车的前方，公交驾驶员在背后骂人。我赶紧登上了公交车，整个车里就剩下了4个人，空荡荡的，还有我熟悉的那对母女俩，她们坐在了我曾经坐的地方，那个布口袋仍放在她们的正前方。也许希望真的破灭了，驾驶员和尚未下车的人都说，已经有好多人都下了车，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我赶紧走到那母女俩，希望能从座位上或者地板上发现手机的踪影。驾驶员拨打我的手机，已经从以前的“嘟嘟”变成了“关机”。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那对母女俩开始挪动坐的位置，而且不停地翻动那个口袋，还告诉我，“刚才有一个妇女捡了一部手机，不过已经在上一站下了。”同她一样，不知从哪里窜出的一个男子也证实，手机被一个中年妇女捡走了。
　　
　　从她们的眼神里，我看见了一点破绽，她们怎么能了解得如此清楚，又何必慌张地换座位，而且还不停地翻口袋。我赶紧报了警，公交车也停了下来，而刚才还安静的母女俩开始催促驾驶员开车。先前还口口声声知情的男子也换了位置，没在吱声。
　　
　　“现在公交车不能走了，警察马上就要来了”，驾驶员忙给他们解释。
　　
　　我做了一个和驾驶员偷偷说话的动作，然后又走到那母女俩的跟前，“你们起来一下，手机就在你们的包下面”，她的女儿点头承认。而她依然说，前一个站，就看见一个女的捡了一部手机，已经下了车。
　　
　　她的女儿忙理包，手机就现了出来，她又忙着解释，只要我说出手机像什么形状就可以了，而且自己也不是那种捡到东西不还人家的人。
　　
　　我找回手机，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可是看见眼前那对穿着纯朴而一点都不诚恳的母女俩，我没有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就走了，喜悦也没有挂在脸上，因为她们的贪欲反而埋没了她们的人格。公交驾驶员见我要下车，忙着要我写感谢信，打电话到公交公司也可以，还告诉了我的车牌号。我答应一定会写，下车后又觉得找到手机到底与他们有多大的关系，公交车驾驶员帮助乘客找遗失的东西是否也是一种义务。就比如我曾经访问四川雅安一家医院的副书记，他竟然告诉我，医生为病人做了好多事情。我不知道那位副书记是怎么想的，既然病人缴了钱，那么理应当得到这种服务，并不是说这种服务是附加的。
　　
　　我给家人拨了电话，说遇到了这么一件失而复得的事情，而且还遇到了一对让人难以置信的母女俩，她们想侵占我的私人物品，哪知眼神却出卖了她们。他们都为我高兴，觉得我的职业让我拥有了一双敏锐的眼睛。
　　
　　其实这部手机已经掉了2次，都经历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如今心里反而有一种多余的感觉。手机出现了很多毛病，就算别人捡走，也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因为手机的电路板出现了毛病，只有使用充电器才能充电，而且每次充电总是那么的麻烦，别人很难发现里面的秘密。
　　
　　由于太忙也没有给公交公司去感谢信，而后干脆就放弃了写感谢信的念头，觉得写感谢信就像是去承认一个子虚有的错误。我一直带着那部手机，手机壳坏损了，我依然在一些重大的场合拿出来使用，并不以为降低了身份，因为它陪我一起见证了欢愉和伤痛。
　　
　　如果博物馆愿意接纳的话，我绝对愿意奉献出来，包括一个恋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