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猪与捐书
　　
　　有时候一些东西只要看过就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到现在我还是对在三年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记忆犹新，那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头种猪，长得膘肥体壮，而且特别能“干”。猪族的首领就说：“你这么能干，我给你一个任务，每天你必须给10 头母猪配种，不然的话就……”那头猪听了没有说话，但是在过两天就把自己的卵蛋给弄没了，把自己整成太监，光负责长肉了。
　　我看完大笑三天——笑猪果然是猪，有艳福都不懂得享。站在人的角度来说，齐人之福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何况是一夫十妻，还能天天换新鲜的，条件比皇帝还优越，这等美差弃之如敝履，岂不可惜？真是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性福”。
　　在我大四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忽然听说了一个通知：每个学生至少要捐两本书给学校图书馆，至于原因不甚明了（还听说03、04的学弟学妹们一个人要三本）。很明显，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拿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指标”。指标这东西曾把中国人害得甚惨，尤其是知识份子。看过一些关于文革的书的人都知道，那年头流行各种各样的指标：“每一个单位必须交出多少名右派份子，否则就当作领导包庇。”这个问题让好多人一筹莫展，于是就有一些在童年放牛时挖了别人一个地瓜解渴的人成了“资产阶级”“贪小便宜”的典型（或者事情大同小异）——对于“领导上”的无奈我深表同情，因为领导上还有“领导”在领导，不能等闲视之。而领导上又不能把自己当作种猪，废了自己的“传种工具”便能摆脱大难，毕竟“包庇资产阶级”的帽子谁也戴不起。王小波的一篇评论中也讲到一个文革中关于“指标”的故事，那是关于知识青年每天要写多少诗歌来歌颂社会主义的规定，没有达到指标的便不算拥戴社会主义。想想让人忍俊不禁。
　　俗话说：“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书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确实是个好东西，图书馆藏书丰富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通知我心里觉得别扭。可能是个性使然——我一直不能接受强制性的东西，我想这种感觉和被强奸的感觉很相似——我是男生但还是能感同身受（当然我只是能感受，而不可能被强奸，我料定自己长得这么丑脱光了送上门也没人愿意做这样的事，除非瞎子）。大概是《吕梁英雄传》吧，里面说到日本鬼子叫村里的百姓每家每户得上缴多少粮食，才给“良民证”，结果收上来的粮食大部分是掺了沙的，让日本鬼子崩坏了好多牙齿。一个人如果要“应付”什么事情的话，实在太简单了。“方法总比困难多”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不能接受的负担的敷衍态度。
　　这些故事都说明一个道理，强行摊派任务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学校的这个规定，让学生街上的旧书摊生意火暴——迫于无奈我也去搞了两本。老板很明确地问我：“你是来买捐的书还是自己看的书？捐的书一本两块谢绝还价。”我二话不说扔下四块钱捞了两本厚的（看起来有分量），连书名都没有看清楚就给了班长，事后我希望那不是《女性生活手册》，不然班长非在背后戳我脊梁骂我“流氓”不可——我不是不愿意捐书，而是不喜欢让本来自然的事情变成一种应付或者说是一种作秀，比如现在学校流行的五花八门的“募捐”，打着“为XX募捐”的旗号强迫别人献“爱心”，我曾经就遇上这样的事情：
　　一次好像是某学院为了某地受水灾而搞的募捐，在学校第三食堂前面设点，对过往吃饭的同学围追堵截，宁可多问三千，也不放过一人。我和一位同学去吃饭被堵，对话如下：
　　“同学，你好，X地现在正受水灾，我们这次就是为他们募捐，希望你们能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我同学很尴尬地说：“对不起，我没带钱，只有餐卡。”
　　她说：“向旁边的同学借一下吧？助人为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吗？”
　　我有点哭笑不得，借钱捐款，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看来这个人比雷锋还要雷锋，居然能有这样的觉悟。于是我拿着钱包很坦然地对她说，“对不起，我也没有带钱。”
　　刚走出去不久，就听见她对别人说：“真小气，一毛不拔。”
　　我觉得为了别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好的，但是要看做的事情是什么目的或者有什么意义。让别人借钱捐款和让别人买书捐献不管出于什么心理未免都失之冠冕。我觉得这样收上去的书就像是《吕梁英雄传》里面日本鬼子收到的米，数目是有的，质量是不能保证的。
　　王小波在那篇评论里说：和老婆做爱是很美妙的事情，但是如果领导上给他下一个星期要做多少次的指标，他宁愿把自己阉掉。
　　在今天，我终于明白了，那头种猪和王小波的英明果敢。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气概，只好发发牢骚，然后把书交上去。
　　
　　
　　 2005-11-8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