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教授聘任的准则不是我们是否同意一个教授的学术研究结果，而是这个教授的才智能力，以及他或她的学识和教学质量。作为我们大学的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类的生存进行最艰难而最根本的追问，但这或许是令人不舒服的。当我们也传承我们的社会文化传统时，我们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去寻求真理、新知识和更好的理解。我们以这些方式激发学生，还有其他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检讨自己的信念和假定，磨炼自己识别和评价各种伦理问题的能力，培养独立思考和道德价值取向，指导他们毕生的生活。”（[美] 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祖述宪译，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夏皮罗：《敦聘彼得•辛格教授》。）
　　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夏皮罗在为聘请彼得•辛格为终身教授时所作的说明。辛格教授是动物权利问题研究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德国。他的预定讲座因为他的观念和我们大众的一般观念差距甚大而遭到排斥。
　　我在这里思考的不是辛格教授的观点或是别的什么，我关注的是夏皮罗校长对大学以及大学教师的观点和态度。我同意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如果中小学教育的任务（或使命）是通过合宜的教学方式把已有的知识与方法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基本方法（当然，我是强烈反对这一观点的，如果认为中小学教育的目的仅仅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是应试教育或称格式化教育最可悲、最不能令人容忍的结果。培养孩子，我认为从小就应该培养他（她）们独立的人格、自主的意识、批判的观念），那么，大学教师就是要引领学生站在学术的前沿，不唯上、不唯师、不唯书，敢于正视权威，挑战权威，这也才是对权威的最好的尊重。
　　这些看书和思考也是基源于前两天看的一则新闻。《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4日第11版发了一篇文章：《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却“下岗”了：朱淼华课教得好，学生给他打高分；但因为没有论文，岗位考评不及格》（作者是杨婷和陈穆商）。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朱淼华今年已经48岁了，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一名普通讲师。他的名气很大，开设的公共选修课《西方艺术史》在全校有口皆碑。他每次上课，能容纳200多人的教室总是坐满了人，有同学自带凳子去教室，还有的人站在过道听完两个半小时的课。每次上完课大家都会鼓掌，期末最后一堂课还有人献花。但就在这一年，朱淼华却“下岗”了。按浙江大学岗位聘任的有关规定，教学科研岗位分为本科教学主讲岗位、研究生教学岗位、科研岗位等不同种类，由一级到九级。各岗位的聘用标准虽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要求有论文发表。在2003年的岗位聘任考评中，因为没有论文等原因，朱淼华在哲学系排名最后，被淘汰“下岗”（以上文字贴自原文）。文章发表后，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人民网专门搞了一个网上调查（还在进行），目前的结果是：认为朱老师不称职的有4.4%，认为学校评价标准不科学的占49.25%，有43.5%的人认为教育用人机制不灵活，说不清的有2.8%（截至到2005年11月27日14点10分）。
　　这样的新闻以前也见过，说的是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累死在讲台上，到死才是个讲师，也是因为没有论文。我也因此想起我的一位大学老师，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讲课特别棒，就是没有论文，热衷于在外面做律师。前些天我上网时看到他还是讲师。
　　在这里，我并不讨论教育体制和用人机制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认为那里面没有问题），我只是从我对大学和大学老师的定位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我从事的法哲学研究而言，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法学理论的前沿问题不仅包括以理论问题的建构是社会生活的理论反映为预设，关注于以中国及世界（主要还是中国）思考参照背景，关注特定文明时空中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的理论反映或表现，这些“面向中国”的论题的选取与论证目标在于提升中国法学的水平，进而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而且还应包括“那种依循于理论脉络而产生的且与实践前沿问题不涉的理论或理论论题”，其目标在于为我们实现某种理想的图景或目标提供一种理论支援。后者着眼于理论的脉络，从中发现和建构问题，展开论证，为中国法学乃至整个思想领域的发展提供一种顺延理论传统、提升研究水平的理论资源，相对而言，这一类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是面对世界的。也就是说，研究这类问题，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因为当下中国没有人研究而我进行了研究这本身就是进步的，而应该在其思想的脉络中去开展研究，并试图予以推进，其目标在于实现知识增量。
　　问题是大学老师的生命，是大学老师的科研增长点。问题或者源于实践，或者源于理论自身的脉络。问题来源于反思和批判。没有问题，社会就无法进步，人类的思想就不会发展。
　　大学老师，你咋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