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毛般的细雨，轻轻地飘落在车窗玻璃上，雨水顺着窗玻璃滑落。雨刷，一搭一搭地来回晃悠。天空中灰暗的雾，就像是一张不知死活的网，贪婪的想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里面。
　　 车窗外，移动的景致是湿漉漉的，心情却并没有被淋湿。朦朦胧胧的觉得，窗外不时有微风掠过，飘飘荡荡的拂平了田野。高速公路两旁，一口口不大的池塘，从草丛中爬出来，又倾倒在田野的怀抱里。
　　 远处，杂散的村庄和那飘动的炊烟，荡起心扉的清凉。透过一排排的树木隐现的屋檐，和几段褚黄斑驳的土墙，凝固着无言的淡定，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偶尔，也有一方墙壁上，涂摸着的巨幅广告，似乎是在提醒着现代文明和刀耕火种的契合。
　　 雨，依然是在不停的飘落，原野上，见不到耕作的农人。车行走了有一个多小时，猛然看见在一块菜里，一位披着白色塑料片的人影在晃动。从那缓慢的动作看来，是一位老人。不知道为什么，也就是在这一刹那，我想起了已经离世的祖母。记忆，就在那一刻，敲开了心灵的小窗。
　　 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七岁，祖母还不到三十岁，父亲是祖母守寡拉扯大的。我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自然也是祖母的宝贝。
　　 祖母的家是在乡下，我小时候也常去。祖母的房屋，是那种用泥巴晒干了做的砖砌成的墙，墙上还留有稻草的痕迹。房屋不大，屋顶上装有两块亮瓦，太阳和月亮的光都可以透过亮瓦照进来。我很喜欢祖母的那张大床，是那种很古老的，带有踏板的床。床的两头各有一个小柜子，暗红色床檐上吊着一颗颗的小铃铛，据说是叫百铃床。
　　 我不曾记得那小铃铛是不是有一百个，也不记得祖母是否给我唱过催眠曲。我只是记得，在寒冷的冬天，祖母就把我的小脚放在她的怀抱里取暖。在炎热的夏天，祖母就摇着她那把用布补了又补的蒲扇，既为我趋赶蚊虫，又为我送来一阵阵的凉风。
　　 祖母的屋前，隔不了几步，就栽着几棵桃树和李子树。几棵树也曾结过果子，无奈结出的果子是酸得不能进嘴。不过那树也有一个功能，就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祖母就在两棵树上搁一根竹竿晾晒衣服。
　　 记得有一次，祖母把棉被也放在上面，却是不小心压断了桃树的树枝。祖母就随手在李子树上砍下一根树枝，接在了桃树断枝的缺口上。不承想时间一长，那两根树枝竟然慢慢地长在了一起。
　　 我想，祖母她显然是不知道有米丘林这个名字的，也不会懂嫁接这个原理。可就是祖母的这个无意之举，却是让桃树上结出的果子有了甜的滋味。那一年的夏天，祖母高兴地托人告诉我，让我放了假就去乡下，说是那桃子甜甜的，再也不会酸她孙女的牙齿了。
　　 嫁接后的桃子我吃了几个，虽然没有祖母说的那样甜，可却是轻轻地一瓣就成了两瓣，核和桃肉也就自然地分开了。因此，那桃子也叫做离核桃。
　　 祖母的屋后，有一片竹林，是那种很小的竹子。那竹子唯一的作用，就是被祖母砍来做菜园的篱笆墙。那篱笆墙显然不是用来防贼的，而是用来防止那些调皮的大公鸡飞到菜园里琢菜的。
　　 祖母家有一只芦花大公鸡特别厉害，我就曾领教过它的本事。有一次大公鸡竟然就地一飞，就飞到菜园的篱笆墙上站住，再轻松地一跳，就跳到菜园里琢菜了。我一看急得不行，就赶紧跑进菜园，想把大公鸡赶走。谁知我刚朝着大公鸡把手一挥，大公鸡一下子就冲到我面前，张口就琢了我一下。望着鲜血淋淋的手，我不由得放声大哭。
　　 那时候，祖母家是没有创可贴这样的药品的。祖母就捏着我在流血的手指，在屋角扯下蜘蛛网就给我包在伤口上，再用一块布条绑上。回想起来真觉得可怕，要是当初得了破伤风，我这手指岂不是就不能在这里敲击键盘，也就没有这些怀念祖母的文字了。
　　 我参加工作后，去看望祖母的时间就明显地减少了。印象中，最后一次去看望祖母，是我从上海结婚回来。我给祖母带去了结婚的喜糖，还在上海城隍庙给祖母的小脚买了好几双有塑料底的布鞋。那一次，我依然是和祖母睡在一起的。
　　 离开乡下的那一天，祖母拄着拐杖，迈着已经不大灵活的小脚，一直把我送到大路口。
　　 依依不舍，我几次回头张望，只见祖母一个人扶着拐杖，一直就站在那里。渐渐地，祖母的身影变得模糊。慢慢地，祖母的形象就融入了原野大地。而在我的记忆里，却是增加了一棵静谧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