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在他的《艾略特批判》中写到：要用同样的目光，来看待二千五百年前最好的作品和当代最好的作品。
　　
　　这句话要放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界来说，简直无异于天方夜谭。谁叫中国人始终认为最好的东西都是在遥不可及的过去呢。从周代的《诗经》，到唐宋元时期的《唐诗宋词元曲》，再到近代的《红楼梦》。这些作品仿佛代表了现代中国人永远无法逾越的最高文学成就。除了那个时代人的文学创作水平本身的高度外，我们不得不怀疑有“神话”历史的成份在内。
　　
　　神话古人，一般有两种心理因素在作怪。一种是觉得古人应该是较我们更为愚笨的，而较为愚笨的古人，竟能写出不一般的作品，这就值得称奇了。一种是缘于心理和时间上的距离，永远觉得文化或文学是在倒退的，所以今不如昔，是人们常常要发的概叹之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批评家们总是集古代几千年精华的最优作品，和现今很一般的作品去比，因而会得出一个个看似有理、其实颇不公平的结论来。
　　
　　拿古人和今人比，很难说谁的成就更高。要知道即便诗风最鼎盛的唐朝，写诗的人，也毕竟在少数；文人骚客为附风雅，随意吟上几句，也不见得都入得了唐诗集。不象如今，出版制度放松，写作门槛放低，给了大把人尝试的机会。变铅字的文字多了，难免会有良莠不齐的现象出现，而且某种程度上，莠说不定会多过良。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文学是在进步。自五四革命以来的文学成就，可以说当得上几千年文学发展变迁的总和。这些成就，具体体现在写作题材的拓宽上、写作方式方法的多样化上、对人性文化等剖析和思考的深刻度上。
　　
　　就拿小说来说吧，我始终认为最高的成就还是在当代。昆德拉曾经在《小说的艺术》中说过：小说的境界分三种，讲述故事，描写故事，思考故事，最后者为最高境界。而所谓的古代四大名著，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充其量只不过达到了第二境界——借故事讽刺世事。但达到“思考故事”的境界，也不过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这和引进西方文化、借用西方小说的叙事和写作方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对小说的说法，大概庄周之时便已有了。而见《隋书·经籍志》者可知：小说，街谈巷语之说也。照鲁迅的说法：小说来源于传说，正事归于“史”，而逸史就归于“小说”了。所以在我看来，小说，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对历史的戏说”。而据考证，汉人所作的一些小说，都是“伪”的（即为后人所假造的）。六朝的志怪，则有些象现今的“新闻”，是记事的。所以中国真正的小说史，是从唐朝开始的。再之后，就有了所谓的四大名著。
　　
　　我们如今还在学习的，最早的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大概要算《世说新语》，但都只是个片断。而在西方不少国家，很多大学学生被要求读完全本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一本十四世纪出版的老得掉了牙的英文故事集，被大家读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被读下去（不是节选，而是通读）？就这点来说，似乎西方人更懂得怀旧或保护古典文化。当然他们的保护方式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的保护，似乎更在于原汁原味的供养。而西方人，则注重于发扬和更新。《坎》成就于十四世纪，《莎士比亚全集》则为十六世纪作品。并不是那个时候的英语（属于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差别不大，也不是因为英语语系国家的人对“古英语”的通解程度高。举《圣经》为例，为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和更好地普及教义，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新版本。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英语版本，和最初的版本，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这种不断延续、不断更新的文化继承方式，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吧。既然古英语可以翻译成现代英语，古汉语为什么不能翻译成白话，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诗经》这么好的东西，除了“君子好逑”、“琼瑶木瓜”，有多少人能背上一段全的来？
　　
　　我感觉，国人对历史的态度，总是停留在怀念和感叹、以及小圈子内沾沾自喜的阶段上。断不肯花多一点时间去推广的。好不容易有了个蔡志忠，把一些深奥的古文用漫画作了阐释，却有人出来说他扭曲了老祖宗的原意。大概老古董们宁愿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在无声无息的寂寞场景中寿终正寝，也不愿它们着了新衣，一代一代热闹地传下去。其实这古文化就好比过了夜的剩菜，回一回锅，热一热，还能勉强咽下去，不然，恐怕只能当馊了的垃圾笔直倒出去了。
　　
　　说到这里，顺便扯扯中西文学的比较。国人除了喜欢拿古代最好的作品，和当今很一般的作品比较之外。还喜欢拿我们国内最好的作品，去和国外比较一般的作品比。从唐朝到现在，中国真正出众的小说有多少，有多少是能够象《莎士比亚全集》那样流传广泛的，我们心知肚明。就这么不多的几部作品，去和几十个国家、同样几千年历史中的瑰宝比，这种比较有劲吗？还是国人嫌自惭形秽得不够？好不容易有了个《灵山》得奖。竟然有位名人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因为诺贝尔评委中只有一人懂中文的缘故，所以诺贝尔奖对中文作品的评选不具权威性。今年倒好，是个非常之小的小语种、匈牙利语作家得了奖。据说全中国都找不出几个能翻匈牙利语文学作品的高手来。倒不知道评委中能有几个是懂匈牙利语的，如果连一个都不懂，估计这一次评选也不怎么具有权威性。不过因为不干中国的事，所以也就没人出来说这话了。
　　
　　咱们要和西方比，却又不拿诺贝尔放在眼里。也就是说根本不承认西方人的评判标准，只拿自己的尺子一个劲儿地量，拿自己的长，去比人家的短，于是得出自己很不错的结论。如果总嫌人家不懂中文，不如费点劲，把自己的作品译介给西方，或者嫌译介太费劲，干脆花点钱，请个钟点老师，把个十三位评委，怎么也要教出个三四个中国通来，那也算为宣扬祖国文化出了点小力吧。再不济，使劲儿挤，挤进评委团，把评委团变成咱中国人的势力范围，那要评出个权威的中文作品，还不是咱们一点头的工夫。可是咱们好象啥都不愿做，就只在旁边不费力地吹，希望靠吹来引起西方文学界的注意。可惜吹的时候，用的还是中国话，十三位评委，恐怕还是只有一位能看懂，即便这唯一能看懂的，也不一定理解得了或看得惯咱们的孤芳自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某些人对几大古典名著念念不忘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在文学中洞察到了作家所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风貌。所以文学欣赏始终不能纯粹的原因就在这里：始终有人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价值，要远远高于它的文学价值。他们不愿意承认，文学有它跨时代、跨疆域的、不朽的美。
　　
　　有篇文章质问得好：“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只在于被阅读者通过它来了解历史，那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位农家女的日记和雨果的作品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后者广为流传而前者没有？后者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读它？”
　　
　　我倒没有奢望大家真的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两千五百年前的最好作品和当今的最好作品，我更没有奢望大家不再把自己沧海一粟的文学地位拔高到和西方众多经典作家比肩的地步。我只是想说：历史未必是最好的，自己也未必是最好的，不管用什么样的小眼神儿来看，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