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原本只是对林友雪克的新诗佳作《圣彼得堡片断》的一个回帖。这首诗写得颇好，我颇为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意欲回帖品鉴一番，孰料越敲越多，不能自已，竟将自己对新诗的种种偏见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因为所谈内容实际上已经与作者的原诗关联不大，所以单独发帖以便文责自负，欢迎大家就我的观点谈谈自己对新诗，对诗歌过去，现在，将来的看法。
　　
　　
　　 我一再地注意到，所谓好诗云者，就新诗而言，大抵得写地云谲波诡词不达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词汇的搭配上出其不意，将在通常情况下不能搭配在一起的词搭配在一起，从而产生隐语，隐喻，移情等修辞效果以达到诗无达诂——每位读者的理解都不一样的境界。这样的搭配一般情况下会令人感觉故弄玄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所以坦率地说，喜欢新诗的人从来都没有喜欢唐诗宋词的人多；选入课本的，大家耳熟能详琅琅上口的新诗寥寥无几；新诗整体的文学成就自五四来非常有限，其原因就在这里。
　　
　　 其次，新诗不押韵不讲究节律。诗歌诗歌，其原本的意义本就是歌曲的歌词而已。古今中外的古代诗歌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而不是“分行写的几句话”的最主要区别，我认为就在于诗歌是可以连贯地一气呵成琅琅上口的，这是诗歌最大的优势。但要实现这一优势，不靠押韵，不靠节律，是无法做到的。
　　
　　 现代英美诗歌分野巨大，我所了解的，讲究押韵的现代诗人也比较多，譬如华兹华斯，艾略特，卡明斯等，闻一多跟朱自清也是主张押韵的。既然咱们的新诗不押韵，那么诗人就必须把宝全部押在前面说过的词汇的搭配上了。意境不管新诗旧诗都很讲究，因此不能说新诗诗人在这方面用的心比古诗诗人多。所以，正如我所说，新诗诗人的脑子，创造力都用在了词汇的选择上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由诗人谯达摩，诗评家谭五昌等共同主编的“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取名叫做“词语的盛宴”了。新诗，脱下韵律的华美长袍，蹬掉了格律的夹脚小鞋，你彷佛一个没有了家长管束的孩子，放纵着自己的言词。
　　
　　 譬如雪克《圣彼得堡片断》中“风中的我 撕碎平安夜的外套”一句——“平安夜”与“外套”搭配，显然我们能隐约体会到作者的意思，但一下子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其实整句的意思无非就是在平安夜“我”心绪不能宁静的意思，但如果把“外套”改为“宁静”，诗味全无，变成一个“句子”而非“诗句”了。所以我认为雪克深谙词汇的选择对新诗作者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诗总是在此间显得比其他林友的深沉一些难捉摸费思量一些的原因。说白了，写新诗，你要通过意象的叠加，思维的随意跳跃，故意让读者有些读不懂琢磨不着。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期待新诗的其实就只有：一个新颖的诗句，一句箴言或一个类似圣经里常用的“反论”（paradox）句子，即好似不通但又仿佛有某种暗示、意义、隐喻，比较晦涩的句子。我们无法期待新诗给我们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音乐美或者“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工整严谨的形式美。
　　
　　 我坚信，一切艺术形式都遵守这样一条原则，即形式大于内容。一种艺术形式只有确立了铁一般的成熟的形式要求，才能产生大量的优秀作品。譬如古希腊悲剧有固定的形式要求，中世纪对戏剧有“三一律”的苛求，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也有大家谙熟的模式，而唐诗宋词元曲更是把对形式的要求发展到了顶峰，五律七律以及一些词牌曲牌，对平仄，声韵的要求落实到了具体的句和字，正因如此，以上这些艺术形式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为难以企及，后人不得不另辟蹊径，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正如诗入宋而词兴，词进元而曲盛，章回小说晚清后也渐渐为新小说所取代。
　　
　　 我不主张新诗回到古诗的老路上，古诗已经走到了尽头，现代人写的诗词90％都缺乏艺术性，缺乏艺术上的创新性。而我又不喜欢新诗，我认为新诗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形式，还没有确立起自己的形式规范和要求。一个中学生，分行写几句话，算诗吗？this is a question!诗人本来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他们一直是社会上独特的受人尊敬的一个群体。可是而今诗人的泛滥，诗歌的泛滥恰恰证明了新诗艺术形式和规范的缺乏，人人可以为之的应该是用筷子夹菜，去学校上学，绝不应该是写诗，诗永远只能由诗人，为数不多的诗人来写就。
　　
　　 那么我们能不能建立起新诗的艺术形式和规范呢？不能！因为新诗本身就是一种为打碎框框而兴起的艺术形式，它的出现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密不可分，而白话文的兴起又与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政治紧密相联。就是说，新诗的出现过程不是唐诗变成宋词那样的一个自然演进过程。因为不自然，是一个遭受政治，社会，文化急剧变革等因素催生的畸形形式，所以难以成为真正的主流，真正成熟的艺术形式。试想“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女神》，风靡一时，但到如今，世人知道的又有几首？仅存在大学中文课本里的那几首，如刨去政治原因，是否还值得留在课本上都是个未知数。大诗人徐志摩，它的诗大家又能完整背出几首？遑论席慕容，海子，食指跟穆旦了。
　　
　　 迄今为止，我看不到中国诗歌的希望。我宁愿默默地徜徉在南唐五代宋词的广袤原野上。我对诗歌的希冀，依然栖息在李杜、王孟、苏辛的诗行中。我看不到希望。
　　
　　 教会的神权不再，王权与民权的大纛在风中烈烈作响，礼崩乐坏，没有了信仰，没有了规范，尼采站出来大声呼喊：上帝死了！他希望能有超人诞生来为“群畜”重新树立起规范：一切事务都需要规范，世界需要规范。后现代的来临，文化工业的兴起，人和社会的异化使我们在制度的控制下按部就班，失去了选择的权力，失去了生活的本真意义，弗洛姆站出来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中宣布：“人死了”！而此刻，由对一首诗的品鉴谈开去，我越来越感到了悲观与失望——对中国诗歌的悲观与失望，我不得不凭了上述的种种理由，大声宣布：诗人死了！
　　
　　 “奥斯威辛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是个没有诗，没有诗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