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系列之儒家 　文 / 一梦枕春秋
　　
　　
　　 作者按：与我们今天大抵认定现实的不堪是传统导致的结果不同，我至今仍虔诚地缅怀那个由老庄、孔孟们开创的人文初始时代，中华民族先民们博大精深、浩瀚如海的智慧深深震撼了我。 　
　　
　　 一、关于“儒”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中国古人对死亡和丧葬礼仪的敬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儒”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出现。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和缔造者，身处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代的孔子，对中国的礼乐文化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深刻反思，从中汲取有生命力的原则，并推而广之，构建了儒家思想体系的主体框架。
　　 以结束当时“礼崩乐坏”秩序荡然的社会混乱为初衷的儒家的创立，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基石，孔子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无可替代的圣人。
　　
　　 二、儒家思想的核心
　　 关于儒家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至今没有一个定论。孔子提出的“仁”和“礼”都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范畴，一般认为“仁”居于核心地位，它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根本，也是儒家思想的出发点。
　　 广义的“仁”几乎是一个全德的丰富概念，狭义的“仁”则是指五常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揭示了人自身的觉醒，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仁者爱人”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道”、“仁人”和“德政”等儒家的仁德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
　　 “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具体讲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在内仁外礼的关系中，仁是内在的道德自觉，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仁以礼为准则，礼以仁为根据。仁是道德的主体精神。
　　
　　 三、儒家的价值观
　　 总体来说，儒家思想是对人的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双重关怀。对内，作为个体生命的修炼指导；对外，则负有协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儒家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和对道德的强调。
　　 首先是肯定人的价值。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的“良贵”观念，都是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
　　 其次是强调道德人格的培养，以及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儒家对道德人格的再三强调，成为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是儒家道德观的核心——“内圣外王”之学。《大学》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之学，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之学。这就是儒家著名的内外并举、本末兼顾的“内圣外王”之学。此外，作为补充的还有《中庸》论述的“参赞化育”之道(即对外部事物的改造)。
　　
　　 四、几点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儒家思想是一个运动发展中的系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基于极端现实的功利目的对儒家原则进行的随意性改造，即所谓的时儒与真儒之争。这些暂且不论，本文所讨论的儒家，系指先秦儒家。
　　 其次，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思想曾一度僵化，进而成为定理和纲常，成为施虐施暴的手段和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而与儒家最初“天人合一”的真诚理想无关。
　　 最后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儒家思想在它的发祥地遭遇了几乎最彻底的怀疑甚至批判。也许由于现实的不堪和自身的虚弱，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从容无怨无悔地面对自己的祖先，只好否定过去作为凭借以壮行色，于是，人们纷纷把中国近代的衰落归罪于儒家传统的束缚。我不想讨论这种清算是否合理或有益，我只想请这些人跳出中国去看看周围的世界，我们的邻国——那些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比如日本（日本的国魂“团队精神”就脱胎于儒家文化），比如韩国（孔子晚年订易，这个国家干脆以八卦作国旗），他们的经济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转自“红袖添香”）

    墨学倡论 　文 / 柳树下的童年
　　
　　 我认为，一种学说应不应该提倡，不在于它的形式是否冠冕，也不在于它的道理是否正确，而在于它对时代有没有补助的效用。拿鲁迅先生来说，他就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中国的青年人不应该读古书。这个观点如果提出在今天，我一定会反对，但是，它是在五四时期提出的，那是个新思想与旧思想激烈抗争的年代，为了防止青年沦为食古不化的封建遗少，鲁迅先生才作此怪论，所以，虽然它是错误的，我却赞同。
　　 墨学兴于春秋战国之际，也曾煌赫一时，在学术界与儒家分庭抗礼。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则更谓：“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足见其昔日之盛。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墨学就衰微了，并且从此再没有兴起过。
　　 墨学的确衰微了，可是，这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不需要墨学，相反，我更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不振，缺乏墨家精神是其原因之一。记得梁启超先生著《子墨子学说》，开宗明义就说：“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为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梁先生的意思，主要是从墨学的“兼爱观”和杨学的“利己观”出发，来辨明存亡之道，话是很对，可惜不够全面，在我看来，中国所缺乏的，不仅仅是兼爱，还有很多其它的因素。
　　 综观中国一整个封建时代，其思想大体上都是从先秦诸子继承下来的，这里面，有孔孟的仁义礼让；有老庄的清静无为；有申韩的术谋法治，独独缺少了一个“墨”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孔孟之学发展到后来，仁没了，义也没了，只剩下一个“礼”，结果落得满天下皆是头戴方巾脚踏八字夸夸其谈的道学先生；老庄之学发展到后来，竟然一变而为宗教，本来不宽裕的社会又多出一群谈玄炼丹无补于世的牛鼻子，可悲可叹；申韩之学发展到后来，法未曾实现，治则更不见得，惟有术谋大行，国人竞相勾心斗角，大敌已然压境，还犹如散沙一般，遂有军阀之乱。针对这些各派学说长久以来种下的病根，墨学可以说是一把很好的手术刀，这把刀不仅在旧时有用，试用于今日，亦是痛快犀利异常。下面就对上述观点做出详细的分析。
　　 要倡墨，首先需就墨子的主张来阐明其所应倡之理，我认为，墨学对时代有补益的地方，有以下几处：
　　 一、兼爱论。有人说，中国人缺乏仁爱，我觉得这话有毛病，最起码，中国人是懂得孝爱父母亲人的，而且做的比外国人都好。确切地说，中国人所真正缺乏的，应该是兼爱。兼爱，即对所有人的爱，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墨子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对此，鲁迅先生深有体会，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其实何止鲁迅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冷酷无情的人又何尝少了？民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赚的钱，公司拖欠不给；矿工遇到塌方一死上百，厂家隐瞒不报，还有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打人抓人，放胆直言的记者被关进监狱......这一切，都是缺乏爱人之心所致。
　　 中国古来敢于实干的兼爱家，除墨子本人外不多见，求之今日亦少有，倒是金庸小说里面有位人物，颇得兼爱三昧，此人便是萧峰。可惜萧峰的胸襟境界非常人所能理解，所以虽然他一片苦心要止战息伐，不分种族地为所有人着想，却还是不免陷入绝境。先不能见容于中原武林，后又被辽国人视作叛徒，茫茫天下，竟无立足之地，最终只落得一死。由此可见，“兼爱”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难得很！惟大豪杰大勇士能为之。
　　 二、非乐论。非乐，即反对娱乐，这是墨子学说中最不为一般人理解的主张，崇尚墨学者如梁启超，亦不能赞同，他说：“墨子学说最大的缺点，莫如非乐。他总觉得娱乐是废时失事，却不晓得娱乐和休息，可以增加物作的能率。”在这里，我无意去探讨问题的是非，只想说明一点：“非乐”的主张对目前中国现状来说是有用的。
　　 比如春节联欢晚会，从排练到举行，办一台要花好多钱，而且不光中央办，省也办，市也办，甚至小小的县城也要办一台。倘若把这些钱用到正经事上，岂不是好？再说中国并不富足，“乐”的资本也不雄厚，这般奢侈法，恐怕会带来很大弊病。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思想上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借提倡“非乐”来解决。
　　 三、不尚空谈的实干精神。周秦诸子各持一说，在理论上互有建树，难分上下，但如果以实干论，还得首推墨子。翻翻《墨子》这部书，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内容真是包罗万象！有哲学、光学、力学、名学、神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几何学、心理学......倘若没有坚强的实干精神，一个人是决不可能广见博识到这种程度的。
　　 中国历来缺少真正的实干家，自宋朝程朱开创所谓的理学后，文人墨客更是空谈成风，虽有黄宗羲经世致用的主张，亦不能压制，遂成积习。直到今天，仍然有那么多的作家，动不动以学者自命，摆出一副饱经沧桑高深莫测的架子，大谈文化和人生哲理，而究竟文化和人生是怎么样一种实际情况，也不略加查考。比起我们那位默默实干的墨翟先生来，他们的脸皮也当真厚极。
　　 四、敬天的主张。墨子心目中的天类似西方的上帝，它全知、全能、至圣至洁、高高居上，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唯物的角度，视天为大自然，而后敬之，岂不又成了一种相当先进的思想？
　　 我一向认为，人类缺乏敬天的精神，自从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以后，更是如此。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他们捕杀动物、砍伐森林、开办工厂、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意愿来改造自然，可结果呢？结果大气、水源均被污染、动植物濒临灭绝、温室效应、酸雨、臭氧空洞......甚至还有些愚蠢得可笑的人物，他们乘着筏子沿长江顺流而下，就对世界宣称他们已征服了长江。可九八年一场大水，几千万人都拦挡不住，“征服”这两个字，恐怕是连边儿都不沾的。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日趋恶劣，倘若再不以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大自然，很难想象人类还能在地球上存活多久。
　　 以上四条是我的一点粗浅见解，如果有什么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明白那只是我个人的鄙薄。
　　 人的智慧无法理解造成各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人的内心却往往在探究它们，于是有了科学；人的智慧无法理解运动的绝对连续性，人的内心却往往试图把许多片段组合在一起，于是有了哲学。科学也好，哲学也好，它们都是人类智慧不彻底的表现。但是既然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就只有将错就错把它走完。现在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使错误犯的小一些，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客观朴素一些，这也正是我认为墨学应该提倡的根本原因。
　　
　　（转自“红袖添香”）

    韩非 　文 / 柳树下的童年
　　
　　 李宗吾先生写过一本《厚黑丛话》，乃续《厚黑学》而来，其中有这么论先秦诸子的一段：“老子在周秦诸子中，如昆仑山一般，一切山脉，俱从此处发出。韩非如东海，为众河流之总汇处。其他诸子，则为一支山脉，或一条河流。”这个比喻非常独特有趣，又说：“道法两家的说法，根本上原是相通，敛之则为老子之清静无为，发之则为韩非子惨烈。”“韩非之书，对于各家学说，俱为批判，足知他于各家学说，都一一研究过，而后才独创一说。”都是有见地的评论。很多人认为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实不然，若熟读《韩非子》一书，可知除商鞅、慎到、申不害外，老子、墨子、荀子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韩非。韩非的哲学，并非单纯的政治哲学；韩非的主张，亦非单纯的法治；韩非本人，更不是有手腕无感情的政治家，他的学问、他的见解、他的卓绝的智慧、他的深刻的观察，在先秦诸子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一、身世
　　 先秦诸子，凡我知道的，除韩非外，没有一人出身贵族。孔子的父亲是一介武夫，在孔子三岁时他就去世了，所以孔子小时贫寒，常为人相礼、料理丧事，还做过替人管理仓库的“委吏”，看管牧场的“乘田”，后来他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见《论语》，《子罕篇》）。孟子也是三岁丧父，他母亲把他拉扯大，“孟母三迁”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想来其境况也必定十分清苦。庄子呢？漆园小吏，还曾编草鞋糊口，他的穷窘可想而知。墨子是贱民，那就更不用说了。
　　 与前面几人相比，韩非就要显贵得多，他是韩国的公子，且曾拜大学者荀子为师，与韩非同窗。但，出身高贵对于韩非来说，未必是一种福气。韩非的童年是缺乏爱的，这可以从他的文章中找到证据，“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见《韩非子》，《六反篇》），这是一个忧郁自闭的孩子对自己那奔走于名利场中的父母的冷峻的观察。又“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我读到这里，已经开始冒冷汗了，父子至亲，尚且如此，足见韩非一生都不曾得到过别人的关爱，所以才会形成这么冷刻的看法。
　　 韩非口吃，可知他小时一定受过不少人的嘲弄，以至对人世间“爱”这种东西的存在表示怀疑。非又曾上书韩王，王不能用，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发愤著书，终大成，秦始皇见而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得韩非，秦急攻韩国，既得之，又为李斯所忌，不能用，下狱而死，时年四十七岁。
　　 后世儒者往往嘲笑韩非的死是罪有应得，原因是韩非曾反对和挖苦过孔孟“仁义”的主张，但我想，那些所谓的传承圣人之道的家伙，他们每天高谈阔论，嘴边挂满了“仁义礼让”之类冠冕堂皇的字眼，一面端坐在大厅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地大吃大喝，一面又说着什么“君子远庖厨”的漂亮话，最后再招一帮徒弟，开馆讲学，安安稳稳活到七八十岁。这种生活方式，以韩非的才干，并不难求得，只是韩非秉性刚直，不屑为之而已。
　　 那么，归根结底，韩非为什么会被杀呢？李宗吾说，世事可分两种：一种做得说不得，另一种说得做不得。前者如夫妻房事，夜深无人之时尽可大做特做，但拿到人面前说，就是笑话，所以萧伯纳说：“真话就是笑话。”后者如张三骂李四曰：“我X你妈。”这种话尽可以说，但要动手去实行，那就不成体统。韩非恐怕是把实话说出来了，所以在伪君子们看来非杀不可。
　　 好，下面我们就看看，韩非到底说了些什么大实话。
　　
　　 二、“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
　　 先秦诸子中，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墨子则以人性若素，无善无恶。韩非既师承荀子，当然也主性恶，但他的性恶比荀子更冷酷、更彻底。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见荀子《性恶篇》），也就是说，人性向恶，可教化使之善。他在这一点上显出儒家本色来，他主张一个“礼”字，因为有了礼的节制，人就可以向善了，所以胡适认为：“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见《中国古代哲学史》第十一篇）。
　　 荀子主礼，韩非主法，礼与法不同，“夫礼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见袁准《治乱篇》）。荀子虽说性恶，仍以天下人为可教化之君子，所以主张兴礼，而在韩非眼中，人与人之间就只有利害打算，连最基本的一点善心都没有了，所以必须用严酷的法来治理他们。比如在《备内篇》中，韩非形容世人道：“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这是个多么冷酷扭曲的世界！但我们得承认，韩非说的都是实话，事实就是如此。
　　 不过，从当时那个角度看，法治也的确比礼治要先进得多。因为礼治即人治，它没有强制性和客观性，对于即将到来的封建时代，它已经无法适应了。法治却不同，所谓“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见《有度篇》），即是其平等性的表现，于是，下层百姓为国效力的积极性就也被调动起来。然而，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法治体系，韩非之学，亦被斥为异端，这恐怕就是社会弊病、国民劣根经久难除的一大原因。
　　
　　 三、“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商讨御侮事宜的时候，大学士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对抗强敌。这位大学士想来是四书五经读多了，人家坚船利炮已经打将过来，你还要讲什么“忠信礼义人心”，岂不知“枪杆子里出政权”，要自强，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勇猛的军队，空谈儒术，是半点用处也没有的。
　　 春秋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一个动荡时代，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感此，先秦诸子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以求治国平天下。孔孟主张“仁义”，这显然是迷恋于上古道德之世而产生的幻想，不切实际；老庄主张“无为”，要返回“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那就更加遥远了；墨子本是我最为崇仰的，他的略带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主张最为激进，只可惜他仍然要“明鬼”，倡“先王之道”，这一点上做的也不好。
　　 韩非，只有韩非，他深刻地观察出历史的演变不居，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见《五蠹》），“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见《心度》）。他还嘲笑孔孟复古的主张为“守株待兔”，这一冰冷的幽默刺得儒生们痛了整整两千年。
　　 权变，是韩非思想的精髓，知道了“当今争于气力”，也就知道了如何才能吞并六国，以及天下必然走向大一统的形势，这方面，秦始皇可以说是韩非的知音。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国君之立丰功伟绩者，皆不重信，而以诡诈行事。凡竞争之术不出两途：一以法律，一以暴力。用法律者，人也；用暴力者，兽也。然而法律之力常不足，则不能不用暴力。有国者宜兼用人兽竞争之术，否则不能永保其图。是故国君宜权变。”这是实话。达尔文说：“适者生存。”这一原理用于自然界，即是进化论；用于政治界，即是权变论，所谓政治者，与两头长颈鹿争吃树叶，颈长者胜、颈短者败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不同。
　　
　　 四、“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先秦诸子各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孔孟老庄皆贵虚，惟有墨子韩非的价值观是实用功利的，他们要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试以吃饭论，吃饭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孔孟，他们会说，重要的是过程、是品味；如果是老庄，他们会说，吃饭就是吃饭，不要存什么高下轻重的心思；而墨子韩非则会认为，吃饭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没有别的。我记得东晋名士，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居会稽时，尝雪夜泛舟剡溪，访戴逵，至其门而返，人问其故，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戴逵字）耶？”话说的很堂皇，其实他还是不想访友，若一心思念友人，又岂有兴尽之理？或许他只是想借此赏赏雪景并故作高深赚点名声吧。
　　 墨子是为天下苍生求利，韩非则是为君主求利，性质上大不相同。比较而言，墨子当然更值得我们佩服，但韩非的那套方法，却是政治界的一棵常青树，不可不研究。怎样求功利呢？墨子认为人人都应该劳动，不能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儒生，并杜绝奢侈浪费，反对文藻华饰，这样才能进而为大同治世。韩非没有那么平民化与理想化，他依然主张以法治来求功利，也即利用法的权威，将不利于君主统治和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都除去，对于目无法纪者，严刑处之，杀一儆百，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进入一个人人守法，步步向前的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韩非的这些主张接近于西方的实用主义，如皮尔士、詹姆斯、胡克、还有杜威，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经验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应该以功利为标准确定真理。一种概念，只要能顺利地转移经验，将事物完满地联系起来，能简化劳动，在行动中有用，那就是真的。认识和真理并不是绝对的目的，而只是在行动中获得成功的手段。如皮尔士就说：“任何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见《皮尔士文集》）。事实上，我们工作、学习、娱乐，也无不基于一种功利实效性的目的，没有谁会真的认为“贵在参与”，倒是马基雅维利的所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常常被拿来使用，只是人们不说出来罢了。
　　 价值观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必然导致知识论的实证主义倾向，这一点在韩非和墨子身上都有应验，韩非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见《显学》），他反对未经实践便下断言，这实质上继承了墨子的三表法，“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见墨子《非命上》）。
　　
　　 五、《韩非子》
　　 最后来说说这本书。
　　 《韩非子》，汉书载为五十五篇，今本亦五十五篇，但多有可疑之处，如《初见秦》记张仪劝秦王攻韩的话，用意与《存韩》完全相反，不像出于一人之手。再如《有度》记楚、齐、燕、魏四国之亡，而韩非死时它们尚未灭亡，这就更加可疑了。不过，总体来说，《韩非子》的结构与风格是稳定的，主要应为韩非所作，或许后人略加以附会，遂成今本。
　　 风格上，《韩非子》具法家风范，逻辑严密，论证扎实，间杂以寓言阐明事理，往往透出一种冷冽的幽默。因了个人遭遇的特殊，韩非的文章充满抑郁悲凉之气，明人茅坤评之曰：“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是有见地语。
　　 此外，韩非还有一些重要主张，如“法、术、势”的运用、循名责实及人设之势等，本文未曾提到。一来笔者才力有限，篇幅亦有限，不能将一个完整的韩非展现出来；二来他的某些主张对今天来说已不适用，所以不提。但，不管怎么说，韩非都是先秦诸子中顶杰出的一位，我愿以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为本文作结：“半部韩非治天下。”
　　
　　（转自“红袖添香”）

    偶正在写一篇有关“恕”的论文，
　　但是偶对此领悟得并非十分透彻。
　　看到你的这篇贴子，
　　想必你对此研究颇深，
　　可否帮忙找寻相关内容。
　　谢谢！！！

    儒家本来是不错了，可惜被朱熹那个家伙歪解了。孔子真是比窦娥还冤呀。

    有没有看过《中国哲学简史》？我想你会喜欢的

    我想我更想知道关于几千年来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民众的思想 ！
　　
　　活着 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思想根基 而最接近与生命线的人最有资格评说生命的一切 包括思想在内！！

    我一直在想这么个问题，方言是不是被看作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呢？作为语言，他们丝毫不逊色于普通话，普通话只是为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全国予以统一的语言。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说自己的“母语”。更有甚者，以说这种语言为耻！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这些语言将消失！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无论是对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我们曾经不是也背过唐诗，记过宋词，不为考试，而是一种意境
　　 我们也学曾学过鲁迅，不是为考试，而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希望现实变革，难道这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发扬和继承
　　 我们也记录自己的心情，这虽然不是什么史记，但也是记录自己的人生啊，也不就是对他的发扬光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