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不遇
　　 董仲舒的政治悲剧并不是个人悲剧，本文通过分析他和汉武帝之间的政治冲突，以及与公孙弘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去揭示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士的内在精神蕴藉在大一统专制背景下受到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士人的分野
　　
　　 1.董仲舒的身份确认和士的内在蕴藉
　　
　　 《说文解字》：士，事也.可以理解为从事耕作.战事和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的人，他们的身份介乎于贵族与平民之间，自春秋中叶以来，士人开始作为一个阶层出现，随着周代封建制度的解体，作为贵族阶级最低层的“士”，“恰好成为贵族下降和庶人上升的汇聚地带”①，旧有的大批贵族没落，原本控制在贵族手中的知识逐渐流传到社会上，导致了学术的下移.士阶层开始接触到各种知识，传统的礼乐文化为士人所承袭.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的教育.有利于以政治文化为专业的士的培养，各个国家间的称雄争霸使的士人完全摆脱了旧有的社会身份的羁绊，使他们站在阶级利益的立场之外而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对象.士的内涵和品格也就有了突破性的变化.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把道的有无与礼乐征伐联系起来， 很明显的是要从文化的角度来代替政治，为人类的命运负责，道便是人类社会秩序文化上的指归，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无道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士的责任是承担礼乐文化秩序重建的责任，士与到也就不可分开了，士是道的人格承担者，“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论语.里仁》）.士对道的追求不仅仅是理想的坚守，更有改造社会的用意，“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强调的就是出世的精神。士有“道”的坚守.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谋道是为了弘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道的追求和弘扬是士最高的理想和追求，
　　 士这种以人类命运.文化秩序为使命的内在蕴藉，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有些相似。士是站在文化批判的角度来担负人类命运和知识的责任。
　　 董仲舒是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②”见称于当世的。汉书.卷56《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帏讲诵传以见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在其的《士不遇赋》中也有“虽日三省吾身”等语.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董仲舒的行为方式以至思想方式都符合儒家孔子对士的基本的要求，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到董仲舒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儒家经典《春秋》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成就，这必然导致其对政治社会要求发言权，按照自己对道的理解来改造社会，董仲舒一生的政治追求始于元光元年的贤良对策，这是他发言的开始。
　　
　　 2.士人身份的展开之一；与汉武帝之间的政治冲突
　　
　　 董仲舒政治理想的完全表露是在其的天人三策中，这其中充分的体现了董仲舒与汉武帝在政治理念上的不同，在天人一策中，汉武帝询问的是如何能使自己的家天下“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而董仲舒的回答依据春秋，提出了天和道的概念，并认为符合天和道是统治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把皇权统治纳入到天和道之中，并且使其居于次重要的地位，皇权统治只有在德治的条件下获得安定的局面，皇帝如果不能行德政，不能按照道的要求行事，则“天乃发出灾害以谴告之”.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完全承袭前人的思想，要求君主行仁政，但是道德对于君主的约束是非常脆弱的，董仲舒的不同在于他把天置于皇权之上，以天的警示和天的受命来加强对皇权的约束，以弥补道德约束的不足.由此可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③”这句的重点在于后一句，从士的品格的角度来看，董仲舒的这种思想不是站在皇权专制的立场上的，而是秉承春秋以来士人承担的人类文化命运的立场上来阐发的.是要用文化的东西来改造秩序，把皇权纳入到文化秩序--道的系统中去。这个显然与汉武帝要求的家天下传之无穷的想法相去甚远，在天人二策中，汉武帝着重就帝王之道即如何加强专制主义的角度提问，而董仲舒还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德治和顺应天道的重要性， 要求帝王行教化，正其身，功加百姓.而汉武帝尽管对董仲舒的思想观点有不同看法，但他显然意识到天人相应观里可以为其专制政治利用的一面，在三策中，汉武帝询问的重点在于天人之应之上,很显然董仲舒还是站在儒家文化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的，他的回答是对是否符合天道是政治成败的根本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强化说明 ，要求君主“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寝微寝灭寝明寝昌之道，虚心以改④”
　　 天人三策在内容上越问越趋于具体.尽管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册问“揽之以为异”，董仲舒也贤良对策第一，但是比较汉武帝在面对主父偃的关于推恩的册问时“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⑤”的态度.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册问显然是不令汉武帝满意的，在上完三策以后，董仲舒也没有受到重用，《汉书.董仲舒传》载：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这样的官职并不高，况且易王，作为皇帝的兄长“素骄，好勇⑥”很明显汉武帝是将董仲舒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政治环境下，汉武帝一步步的加强皇权，使得皇权几乎到了毫无约束的地步，近人徐复观说：“他（汉武帝）发挥了大一统一人专制下的很大功能，也暴露了大一统一人专制下的残酷黑暗”⑦.董仲舒对专制王权的残酷黑暗和毫不受约束而深感不安，屡屡言灾异也是着眼与以上天的警示屈君，因为君权没有束缚，是不合乎道的要求的，这种观点在大权独揽的汉武帝看来是在大一统之下皇帝至尊独大的理念完全对立，而大一统之下要求用一个声音，董仲舒的声音就成了大环境里的不和谐音，他也因此辽东高庙失火而言灾异的事件中差点丢了性命，专制政权政治上的压力迫使董仲舒放弃政治上的努力，放弃发言权，担负起知识的传播与传承，在家闭门著书立说.从此对现实政治闭口不言.
　　 3.士人身份的展开之二.与公孙弘之间的理念冲突
　　
　　 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他们生活在大致相同的一个时代，都是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二他们均是《公羊》学出身，董仲舒自不必说，“丞相公孙弘者......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⑧”，他师从胡母生，而“胡母生...治《春秋公羊》，与董仲舒同业”显然董仲舒和公孙弘在学术上有很大关联.但两个人的冲突比两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大，《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为人性格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弘为人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胶西王也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 公孙弘徙董仲舒于胶西，说明两个人之间的积怨很深.怎样看待董与公孙两人之间的矛盾呢？《史记》《汉书》认为是公孙弘个人心胸狭窄，嫉妒董仲舒学问比自己好，而董仲舒看不惯公孙弘希世用事，这样的看法比较肤浅，要理解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必须正确当时社会风向的转变.
　　 西汉与先秦相去不远，先秦游士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由活动，及在这些活动中所强调的人生。政治社会的理想，甚至是游士身上的品格都被西汉的士人继承，而西汉与先秦的不同就在于，社会由分裂走向了统一，中央王朝一步步地加强了自身的权威，甚至西汉早期分封的王国也一个个的被消灭了，大一统王朝的专制要求思想的统一，政治上这样的要求给士人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传统的士人也在这种压力下分化，董仲舒写到：“屈意从人，非吾徒也.....皇皇不宁，只增辱也，努力触藩，徒摧角也，不出户庭，庶无过矣。生三代之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虽日三省吾身兮，犹怀进退之维骨....出门则不可以偕往兮，藏器有嗤其不容.退洗心而自讼兮，亦未知其所从也.”董仲舒被迫失去了政治上的发言权，因为他不符合专制王朝对士的要求.
　　 专制王朝对士的要求在公孙弘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专制王朝皇帝的臣子，“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⑨，”他承认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并且对君主绝对的服从“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皇帝就是他的主子，对主子只有阿谀逢迎.汉武帝很宠幸公孙弘，公孙弘在他而言是忠臣，与董仲舒忠于自己的道不同，公孙弘选择的是另外一种道德上的操守，专制王朝需要的是对君主忠的臣子，不是忠于自己文化理想——道的士人，董仲舒被排挤打击，汉武帝时期出任丞相的人几乎没有善终的，公孙弘是 一个，专制王朝凭借政治的高压力量逐渐完成了对士人的改造，道的理想逐渐让位与家天下的现实。
　　 由此可以将董仲舒和公孙弘的矛盾看成是两类人的冲突，体现了在君主集权体制下的一种分化，表现了当时的士人面对当时社会境况所持有的不同的人生道路的选择.
　　
　　 4从士人身份在一统专制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对董仲舒的评价
　　
　　 《汉书.董仲舒传》对其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自贡.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涪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前后三个人对董仲舒的评价并不统一，近代学者也在此问题上多有论述，例如学者周桂钿认为董仲舒是有王佐之材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讨论董仲舒的才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大的政治环境没有为类似董仲舒这样的人发挥才能的空间.与董仲舒大致同时代的东方朔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的行也...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于掌....故馁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为将，卑之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⑩”
　　 前面判断董仲舒是否有王佐之材的标准是伊.吕，管.晏等，而伊.吕，管.晏等人与苏秦张仪一样，都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分裂的情况下能够充分追求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才能，而大一统专制的时代士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平台，士大夫所承担的道，以及道的承担者的身份无法得到皇帝的认同，因此汉武帝就兼有人君和教皇双重的身份，取消了道的设置，所有臣民都必须臣服，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士面临着强大的压力感，也正是这种压力感，促使了士的转变，余英时指出：“在汉代一统帝国的格局之下，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基本上是怎么建立并维持一种合理的群体秩序(注11）”。士大夫在帮助统治者维持专制秩序的同时，自己也从中分得一杯羹，从此中国的士阶层就基本上丧失了对自身价值的坚守，而沦为君王的帮凶.帮忙.帮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