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是我曾经仰慕的经济学家，著述多，影响大，有权威。像我这等贫寒人家出身的人，起点很低，读书太少，境界不高，对茅先生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还真高山仰止，当他是一个人物呢。我读过他的一篇很哲理的文字，《人生的意义》，让人深有启发。茅先生在文章中写到，他活到快80岁时，用了整整4年时间，一直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生的意义在于，享受人生，并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我觉得有道理，甚至把茅先生的这些思考做为让我“茅塞”能“顿开”的金钥匙，倍加珍爱，反复揣摩，略有心得，并身体力行之。但是，从现在开始，我要重新估量他这个人。我怀疑的，主要是他的人品，用古人的话说，他是否为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君子。察其言，观其行，我发现，茅先生不是君子。按说，茅先生在接近80高龄时，应当保持晚节，做一个对社会大多数人有益的人，做一个“享受人生，并帮助别人享受人生”的人，可惜得很，他没有做到，他不但没有帮助别人享受人生，反倒拉穷人的孩子享受人生的后腿。
　　
　　2008年1月5日，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演讲，“站在全社会的角度”，高谈阔论“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还说“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茅先生讲到，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这老先生还说，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茅先生的言论，如此旗帜鲜明地同像我这等穷人的孩子过不去，令我气不打一处来，禁不住唏嘘良久。
　　
　　中国如果再多几个像茅先生这样的“二奶”经济学家，那我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和城市贫民们，真的没有活路了。茅先生也曾经说过：“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不知道是我愚钝没有理解茅先生的话，还是其实茅先生自己维护的只是一少部分人的利益。
　　
　　茅先生近80高龄的人，恐怕没有精力去贫困地区做深入详细的调查。信口开河——这个属性，怎么变成了当今“二奶”经济学家的共性了呢？
　　
　　穷富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有多少穷人？高校有多少穷人的孩子？茅先生知道否？
　　
　　据《中国贫富标准线》最新公布的数据看:
　　超级大富豪年收入在5000万以上
　　大富豪年收入在1000—5000万
　　富豪年收入在300—1000万之间
　　富人年收入在100—300万之间
　　高产者年收入在30—100万之间
　　中产者年收入在15—30万之间
　　低产者年收入在8—15万之间
　　穷人年收入在3—8万之间
　　很穷的人年收入在1—3万之间
　　非常穷的穷人年收入在5千—1万之间
　　穷得没衣服穿的人年收入在1千—5千之间
　　穷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穷人年收入在100—1000元之间
　　穷得几乎要死的穷人年收入在30—100元之间。
　　
　　根据这个标准，何某人的年收入不到2万5，属于穷人里面很穷的人。而我周围的人，比我不如的，还有不计其数。在我所在的城市和地区，我这样的很穷的人属于本地区中等收入者，而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地区占了1%不到，其他的人，基本是属于非常穷的穷人（年收入在5千—1万之间），穷得没衣服穿的人（年收入在1千—5千之间），穷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穷人（年收入在100—1000元之间），穷得几乎要死的穷人（年收入在30—100元之间）。可以肯定地说，我所在的地区，98%的人都是很穷的人。比起一年打工辛苦到头来只挣几千元甚至只有几百元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我的许多农民兄弟们，我算是日子过得好得很的。不知道茅先生属于哪个阶层的人？
　　
　　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3587元，其中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西藏、贵州、云南、广西、四川、重庆等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这个数。也就是说，在这些广大的地区，大多数的农民每天的收入不足10元人民币！如果按照前面的《中国贫富标准线》算，恐怕农村的穷人是几个亿。而我国城镇居民接受最低生活救济的人数估计约占整个城镇人口的1/10，达到2204万人。这仅仅是按照某一指标统计计算的数字，如果我们把贫穷的标准再往国际上靠一靠，那么城镇应接受最低贫困补助的人数就可能不是1/10，而是更高。具体数字比较敏感，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但大概穷人能占多少，大家心里有数。
　　
　　这么庞大的穷人队伍，他们的孩子难道生下来就不聪明，考不上大学吗？自古寒门出高士，如今也一样，穷则思变，穷人的孩子，为了改变穷的命运，他们努力，他们以超过富人孩子百倍的努力，攀登学问的高峰，考入大学。我的家乡会宁——西北高考状元县，这里的孩子，和我一样，穷苦出身，大多数家庭年收入不到1500元，而每年高考都有众多学子被送入高校，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各类高校学生总数已经达到4300多万。茅先生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目前中国的富人在总人口中只占不到5%”，那么这些5%的富人阶层的孩子，如果每年其中有两到三成的高三毕业生陆续进入高校，就算入学率达到100%，也占不到高校学生总数的80%，估算只会占到35%左右。据前面《中国贫富标准线》，可以大胆推定，高校学生中，占绝大多数的学生是，穷人的孩子。既然有这么众多的穷人的孩子在高校，那茅先生之所谓高校学生中的穷人只有10%－20%的说法，站不住脚，而茅先生如前所述观点中所谓“站在全社会的角度”，也不可信。
　　
　　茅先生说提高学费，可以用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方式回报穷人的学子，这更是谬论。一方面，穷人和富人，虽然经济上有区别，但在智商上，不会差太远。穷人中有聪明孩子，也有不聪明孩子；富人中有聪明孩子，也有不聪明孩子。穷人的孩子可以拿奖学金，富人的孩子也可以拿奖学金。另一方面，富人的孩子本来从小就拥有天然优越的教育资源，在有些方面，见多识广，学习相对要好，成绩不俗，在同等智力条件下，富人的孩子拿奖学金的概率，要比穷人的孩子大得多。茅先生的谬论，想当然地以为，“平民气质”的穷人孩子一定比“贵族气质”的富人孩子学习好，能拿到奖学金，这可能嘛？！另外，只有上了高校，才能享受奖学金，上不了高校的，谈什么享受奖学金呢？穷人已经够穷了，根本就上不起学，如果再按照茅先生的理论，提高学费，那不是把更多的穷人孩子关在了大学校门之外吗？那些经过东挪西借，四处欠债终于上了高校的穷人的学生，那些用茅先生所谓的提高高校收费后转为“教育贷款”上学的穷人孩子，从一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债务和为以后还债而要艰辛努力的思想包袱，人生负担何其重也！穷人的孩子，怕是一辈子又要做穷人了。再说了，每个高校提高后的收费，如何去转化为教育贷款，也是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各自为自身利益着想的高校之间、财政部门之间、商业银行之间，如何把收来的费用通过高校—财政—金融部门，变为教育贷款，然后很顺当地贷给穷人的学子，操作难度非常之大，茅先生是否想过，如果想过，恐怕也是在想当然，一厢情愿。退后一步讲，就算是提高的学费能很规范地转化为教育贷款，教育贷款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很顺利地给穷人孩子的，其中的猫腻也很多，具体实行起来，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茅先生所谓用提高学费来帮助穷人孩子上学的高论，从实践的角度讲，也站不住脚。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高校收费问题，说到底是教育公平问题。随意地提高高校收费，把众多的穷人孩子挡在大学校门外，就是教育不公。莘莘学子，十年寒窗，一朝高考，却没有金榜题名的喜悦，而是为高额的学费忧心忡忡，何其哀哉！作为一名资深经济学家，茅先生怎么就看不到？怎么不帮这些穷人说话呢？“二奶”经济学家的属性，规定了茅先生不可能为穷人仗义直言，难怪“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让茅先生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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