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某初中教语文，当班主任，前不久，他大发感慨：“现在教书越来越难了。过去以为，黑板总是黑的，粉笔总是白的，教书生涯不过是单调了一点，枯燥了一点。如今一切都变复杂了，似乎连黑板和粉笔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异。”朋友把学校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记在了日记里，征得朋友同意，摘登几则如下，“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家长成了上帝
　　（3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是周末，初二年级几个班都定了开家长会。通知早在星期一就发出了，甄企的家长还是没来。
　　甄企去年下期从城郊一所学校转来我班。转学材料上说他拿过武术冠军，成绩优秀。翻开成绩册，科科成绩都在80分以上，原班主任的评语也写得很好。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问题：这家伙是个捣乱分子。他不仅频频逃学，还连连闯祸，成绩就更不要说了。闹得科任教师、学生时不时向我告状。我知道上了大当。如今哪个学校不是精明得很，对于调皮学生，只要肯转学，还不给予“积极配合”，再怎么差的学生都能飞进优秀行列。
　　最可气的是他的家长，多次打电话要他们来一趟学校，就是不来。听说，家长已经铁了心，非在我们学校毕业不可。从小学到初中，甄企已转了不下五所学校，再转没地方去了。来到我们班，就“扎下了根”，赶也赶不走。上星期，甄企把墨水滴在了前座女生的后背上，我气极了，要他回去把家长喊来，没想到，他一下跑了，不来学校，也不回家。他的家长却把我告到了教育局，说我不让学生进教室，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气得我差点吐血。
　　过去，家长怕老师，老师一个电话，家长乖乖的来了；如今反了一个个儿，老师怕家长。家长手里好像握有尚方宝剑，动不动到教育局告状，甚至到报纸、电视台“曝光”，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家长成了上帝，老师们格外小心谨慎。上帝一个喷嚏，老师们就得哆嗦好几天。
　　还是不当班主任的好，不管学生怎么闹，怎么违纪，都与自己不沾边。当了班主任就逃不脱了，又不能管得太严，连批评的口气都不能太重，怕他们到处告状。班主任成了小媳妇，上头有“太上皇”家长，还有教育局和学校两个严厉的“婆婆”。最让老师们吃不消的是，“婆婆”手里还有很多一票否决的条条框框。老师们真的是太难了。难怪不少人不愿当老师，尤其不愿当班主任。
　　
　　考试决定一切
　　（4月17日 星期六）
　　
　　段考结束了，今天大家都在忙着统分、填表、排名次。
　　每次考试，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特别紧张。与其说是学生在考试，还不如说是老师在考试。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分数，对分数的关注已远远超过了学生。自己班级的成绩出来了，就急着去看别班的成绩，急于想知道成绩排名情况。还好，我班的语文平均分80.6分，比165班多0.5分，排第三应该没问题，在七个平行班中是中游偏上。要不是甄企拖了后腿，平均分还可多0.5~0.6分，那就是第二名了。
　　上头早就下文禁止成绩排名，其实只是说说而已，谁听他的。没有排名，学校怎么发奖金？怎么评优？怎么搞量化考核？尤其是家长，特别关心排名情况。班级排名靠前，说明班主任当得好，科任教师得力，家长就会信任你。
　　这次，小陆老师就惨了。他的语文平均分只有78.9，大概只能排第五。小陆是我们语文组公认的骨干，30岁已经是县里的学科带头人，多次代表学校，还代表县里上公开课、示范课，在不少报刊发过教研论文，还给全校老师作过新课程改革的讲座。
　　小陆的优秀招来了嫉妒。这一期开学，有几个老师跟小陆较上了劲，拼命加班加点补课。小陆一不小心阴沟里翻了船。这两天，我看小陆像斗败了的小公鸡，耷拉着脑袋，没精打彩的。
　　分数让人失去了信心。小陆蔫了，他私下里跟我说：“再不搞这劳什子教研了，还是老老实实来上课。”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再怎么优秀的老师也禁不住这样的折腾。可在我们学校就是怪，没有分数就没有发言权，分数决定一切。
　　
　　评优的尴尬
　　（4月20日 星期二）
　　
　　教育局给了学校三个“工会积极分子”名额，校长说，民主评议，大家都来投票。
　　评优，不管评什么内容的优，都是老师们的一件大事。学校人多，一百几十号人，一年能评几多优呢？评不评得上优，与晋升职称有很大关系。没有优就没有机会。这就难怪大家的眼睛都睁得这么圆。一个优在年终量化考核时可以得2分，相当于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相当于上四堂优质公开课，相当于一个县级学科带头人的荣誉，相当于一个地市级奥赛项目二等奖，相当于两个班主任的工作量，相当于评两个学期的先进班级，相当于单科会考第一名的三分之二，相当于半个省级教研课题。
　　学校早就实施了量化管理，不论什么都可以换算成分数，校长的名言是：“分数面前见高低。”而且学校还特设了不少加分项目。问题是有的老师与这一切都无缘，从没有评过什么优，也从没有加过什么分。譬如教生物的易老师。易老师跟我和一些平时交情不错的铁哥们打过招呼，下次评优（不管什么优）一定投他一票。说起来可怜，1996年的师大毕业生，至今还是个中学二级，就因为分数打不上去。这次他下了魄力，先请了校长的酒，又请了几个同事的饭，做了不少小动作，论理有个八九不离十了，他自己也有点踌躇满志的样子。可投票结果一出来，易老师以2票之差屈居第四，老易差点没闭过气去。
　　
　　谁都可以拿我们说事儿
　　（4月28日 星期三）
　　
　　校长今天生气了。
　　168班组织学生春游（到了一趟世界之窗），每人收了80元，有人举报到教育局，说收多了。下午教育局审计组来学校查账，把财会室翻了个底朝天。
　　校长责令所有准备外出的班级，全部退款，取消春游。读报课时，我把钱全部退还了学生。
　　现在，外边的人盯学校盯得太紧了，学校包括教师的一举一动，总有人说三道四。学校的食堂，有人说克扣了学生；学校的小卖部，有人说质次价高，赚了黑钱；老师补课，说是有偿服务；组织学生春游，说是要赚回扣；就连卫生防疫站给学生种疫苗，也被说成是学校在假公济私……学校成了众矢之的，老师们也被“千夫所指”。
　　教育局领导最怕群众举报，不管有没有问题，马上兴师动众。去年下学期，有个小学校长多收了学生一元钱作业本费（全校总计不超过300元），被就地免职。发生这样的事，校长们（包括老师们）都感到特别沮丧。本来也不是为了个人，被免职，被通报批评，多划不来。教师的辛苦和清贫，其实谁都看得见，谁都清楚。如果不是还有一份事业心和责任感，谁愿意苦守着三尺讲台。走出去，就不必忍受这份清贫和寂寞。听说，这个校长一气之下辞职下海，现在在深圳当了个小老板。前不久，开着自己的小车回来转了一圈，别提多神气了。
　　
　　无法清静的校园
　　（5月10日 星期五）
　　
　　5∶30起床，6∶00匆匆赶到学校。昨晚接到通知，说是市长今天要来学校视察，要求各班在早晨7∶30之前搞一次大扫除。
　　当班主任，最烦的就是动不动搞大扫除。
　　到学校时，天还没大亮，已有学生陆陆续续来了。等班长到了后，就向他交待任务。这孩子高高大大，却很斯文清秀，挺听话的。他带两组学生去公共卫生区扫落叶，清水沟；其余的学生在教室里擦玻璃扫地。一时间，教室内外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学生们是活泼调皮的，他们只想趁机打闹一番。我站在旁边却别有一番滋味：学生们大清早干干净净来到学校，正好读书，却不料要搞大扫除，搬起扫帚拖把一阵狂挥乱舞，浑身弄得汗津津、脏兮兮的，还怎么静下心来上课读书。这一天的好心情不都要弄丢了么？问题是，这样的忙乱还可能是白忙，说不定市长来不来。
　　前不久，县里搞农民艺术节，开幕式上要求学校派个方阵。200多师生没早没晚地排练，耽误了课，练痛了腰。后来市长来检查，指示取消游行方阵，不得大张扬（听说是外地有个市因闹得太出格出了事）。你说我们冤不冤？
　　县里的活动好像越来越多了。一有活动，就要学生们去为他们装门面：腰鼓队、鼓号队、彩旗队、鲜花队。每学期总有几回。记得去年县城接受全国卫生城市验收，我带着学生上街搞卫生，就搞了五六回，还都是在周末。
　　今天的大扫除总算没白忙，近午时分，市长来了，前呼后拥一大堆人，在学校转了一圈，听说拨了20万给学校装备多媒体电教室。
　　
　　不敢说清贫
　　（5月18日 星期四）
　　
　　这个月我们没有工资领。县政府决定设立防洪基金，所有吃财政饭的人都要捐出一个月的基本工资。
　　名曰捐资，实际上是摊派，因为并未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在工资中扣除了。捐走了也就罢了，我们不解的是，扣捐款动作快得很，不消两三天就完事，可财政要补给我们的却迟迟不能到位。去年教师长工资，周边县市都加了，独我们这里直到年底才拿到9月~12月的上浮部分，此前的说是县里拿不出，一笔勾销了。
　　这些年，我们的工资涨了不少，也捐出了不少，助残捐款、扶贫捐款是年年都有的，还有一些临时性捐款，算起来，一年少说也要捐出三四百元。
　　赵老师是最艰难的一家了。爱人下岗了，孩子读初中，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跟着他，就靠他一个月800多元工资。这个月扣防洪基金，他就着了慌。老师们有意给他捐一点支持一把，他死要面子不肯接受。
　　他孩子的班主任张老师说，那次去春游，特意免了孩子的费用，其他孩子大包小包的零食，这孩子却是空手上车，张老师不忍心，偷偷给了一包“旺旺”。
　　唉，不甘清贫又不得不面对清贫的老师啊！